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事,四代人的记忆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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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旅客在通辽至集宁的火车上。火车是百姓出远门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改革开放,让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离开故土,踏上追梦的旅途。王福春/摄

作者:张若

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过渡期,上世纪80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来源:苏说财经

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9年4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版了一本引得万人空巷的理财书——《富爸爸穷爸爸》,一时间,大大小小书店被紫色覆盖。在这之后,该书连续6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时至今日销售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创造了通俗理财读物销售神话。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元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元再拍”,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储蓄是失败者所为”、“要懂得如何让钱来替你工作,而不是为了钱而工作”、“富人买入资产,穷人只有支出”、“穷爸爸努力存钱,富爸爸不断投资”……无数经典语录撩拨着每个读者发家致富的梦想,恨不得立刻用钱买股票、买基金、买债券,然后幸福地看着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钱生钱,这样美好的愿望,每个时代的人都心向往之,但却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像如今这样便利的条件,公开透明的信息,琳琅的理财产品。

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事实上,在大洋此岸的中国,投资理财仅仅发展不足40年,回首这段“钱味”历史,会发现这是一部为国人追求财富的成长史,同时也是辛酸史,会发现那时候的人们为了理财有多么努力和拼命……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老板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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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觉得很丢人。”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1988年4月的一天夜里,初春的上海依旧寒气逼人。在上海前往合肥的火车站月台上,有一位40岁左右、身材肥壮、形神有点鬼祟的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旧棉袄,怀里还抱着一个旧黑包,里面揣着他的全部身家2万元以及从亲友处借来的9万元。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中年人的名字叫杨怀定,他即将要坐13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合肥收购国库券,他的心情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他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赚钱门道,忐忑的是他此行孤注一掷买的是“国库券”。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

毕竟投资国库券不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他还不十分确定这样做能不能成功。1981年,中国首次发行国库券,当时规定不能抵押、流通和买卖,当时的人没觉得这是个理财产品,反倒是“烫手山芋”。有些工资用国库券抵的公务员为了补贴家用,会悄悄以9折低价转让。

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直到1988年,中央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国库券可以自由买卖流通。这也意味着国库券可以由死钱变活钱了,可以流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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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爱看报的杨怀定第一时间看见了这则新闻,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但熟读《子夜》的他敏锐地察觉到这里面有“高低价”。

1992年,深圳,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市抽签表。

杨怀定是个很有自尊心的人,初中毕业的他在上海铁合金厂当仓库保管员,业余也干点推销的活,自然比厂里的其他工友都有钱。然而有一次,杨怀定管理的仓库有价值数万元的铜锭被盗,保卫科马上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甚至来人把他关进了拘留所。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200万元,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元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自尊心受到万点暴击的杨怀定毅然地辞去了这个铁饭碗。失业的杨怀定除了积攒下来的2万元,一无所有,如何实现钱生钱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问题。当时唯一主流的理财方式就是把钱存放到银行,为此他还专门写信问过银行年利率,据当时12%的利率计算,2万元存银行,一年就有利息2400元,是他年收入的3倍还多。但很快,他就看到了国库券这个更有赚头的理财工具。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元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当国库券开放买卖与失业的杨怀定结合在一起,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国库券在上海放开买卖的第一天,敢闯敢拼的杨怀定一早赶到西康路101号以104元的价格买了2万元年利率15%的国库券,当天下午居然涨到112元,杨怀定赶紧卖了。仅一天的买卖交易,他就赚了800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尝到甜头的他,一发不可收拾,到处询问各地的国库券价格,希望发现更宽的价差。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彻底放弃银行存款的他,瞄上了国库券价格只有96元的合肥。于是有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杨怀定向合肥当地银行低价收购了10万元国库券后,一宿不停歇地又赶到上海卖掉。第一次倒卖,他挣了1060元,是当时上海工人人均工资的5倍左右。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杨怀定不淡定了,休息了一天后,他又穿上旧衣服,跨上旧皮包,再次连夜赶往合肥……仅合肥和上海两地的第88次列车,就坐了数十次,赚的钱从1000元、6000元、10万元再到100万元。之后,他又将倒卖范围拓展到7个城市、52个城市,足迹遍及全国,最远去过新疆、黑龙江。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为了路上资金安全,也为了给暴富的自己“留条后路”,杨怀定特意去上海公安局请了两个警察当保镖,轰动整个上海滩。杨怀定越来越有名,甚至惊动了朱总理,“去查查这个杨百万的资金,如果没有问题,不算犯罪。”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3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结果是没罪!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像杨怀定那样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倒买倒卖的人很多。小的像王石这样的倒卖玉米,夸张的像牟其中那样的倒卖飞机,而很有理财天赋的杨怀定做的是倒卖国库券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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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利用信息不对称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不必感慨生不逢时。历史不能重来,就算是重来了,在没人告知这只螃蟹是美味还是有毒的情况下,估计还是鲜少人能像杨怀定那样先知先觉、果敢、孤掷一注,但他那种拼命理财的精神和觉悟倒是启发了当时一大批人。

1992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一位小伙子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在发售前半小时被清理出列。张新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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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

1991年,交易所诞生,百姓又多了一个投资理财工具——股票。这是继银行存款、国库券后又新增的一个品种。

从1992年10月注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成立初期的交易所股票数量稀少,如上交所仅有8只股票,深交所仅有5只股票,而理财心切的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热情高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因此两地交易所决定发行新股,并抬高门槛,推出认购证,然后对认购证进行摇号抽签。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谁能想到,就这样薄薄的一张认购表将是90年代国人最大的一次发财机会。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元,那几千万元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1992年8月初,在一辆从新疆开往深圳的火车上坐着数千名农民,在此之前,已经有数波农民被送到深圳,前后加起来大概5000人左右。他们不是要去深圳参观改革开放前沿地是什么样的,而是听从老板的吩咐,远行千里,参与8月9日深圳交易所新股认购。

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2000万元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

他们的老板是唐万新,彼时德隆系还籍籍无名,唐万新也只是个屡挫屡奋、屡奋屡挫的个体户。

“199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回到了张宝全手上。

有人比他们晚一点出发,来自广州的股民甘爱军和他的司机朋友老高盘算着9日新股发售,8号晚上去网点排队买新股认购表完全来得及,但到深圳的时候他们傻眼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南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

销售现场人山人海,为了防止被冲出队伍,人们搂在一起,队伍像长蛇一样转了无数个弯,他一打听才知道从8月7日晚上队伍就已经开始延伸。深圳、东莞等周边地区的工厂老板甚至都暂停业务,要工人排队买抽认购表。

深圳“8·10”股疯

甘爱军和老高也加入队伍,为了防止别人插队,甘爱军对记者说“我们只能搂住前面那位排队者的腰或是扶着肩膀,而后面一位也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幸好老高站在我前面,熟人,搂起来不尴尬,后面那位也是搂着我的腰,还好后面那一位也是男的。当时排队的也有女人,同样紧紧搂着前面一位的腰,没有办法,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去,炒股,赚钱呗。”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据《深圳特区报》的记者回忆,当时深圳的常住人口60万,发行新股时却涌进了100多万人,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广州、江西、新疆……新股的火爆甚至推高了开往深圳的火车票价,如广州到深圳的价格只要30多元,但在黑市竟然炒到200元一张。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一下火车,就拿着行李直奔售表网点,他们整整排了两天两夜的队伍,经历了南国夏天爆裂的太阳和狂风骤雨,依旧坚守阵地。

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1992年8月8日前,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8月8日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叫醒。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为了协调秩序,深圳市政府投入了七八千警力,他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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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终挨过这三天三夜的人大多获得了丰硕的回报。每张身份证可买10张认购抽签表,每张抽签表100元,按10%的中签率,一张中签表可以申购1000股新股,一旦中签则可获利万元以上。

1998年11月25日,河南嵩县车村镇高峰村,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在统计选票。高峰村83户农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做主,选定村里的“当家人”。王颂/摄

后来许多叱咤风云的资本大佬,通过排队买新股或者收购原始法人股的形式,都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身份证。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

百万股民涌入深圳只为获得新股认购表,而当把目光转至那时候的上海,疯狂程度一点也不比深圳逊色,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当属文化广场,这是上海人民的股票大卖场。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打新”确实能挣钱。易家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持续疯长几个月。

文化广场本来是旧时代的一处跑狗场。为了方便30万上海股民买卖证券,上交所利用了这处闲置的文化广场搞了个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那儿设立临时柜台,能容纳4万人的文化广场天天爆满。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胸挂望远镜、腰别收音机、手拿计价本的上海股民每天准时来到文化广场,站的太远就用望远镜看看临时柜台的小黑板上变化的股价,然后手工记录价格变化,自制K线图。那个时候,买卖股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比如要买股票,先得手填委托单,但填完之后,抬头一看,股价又涨了,然后改单子,等改完单子再递上去的时候,前面又有人在排队了。

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80年代,少部分如杨怀定这样的人穿梭全国倒卖国库券实现钱生钱。90年代,更多人的开始有理财的意识,百万股民涌向深圳排队两天两夜买新股抽签表,数万人日日集合在曾经的跑狗场买卖股票。变化的是更多人参与财富游戏,不变的是条件依然艰巨,百姓依然孜孜以求。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央视有记者评论说,在那个时代,理财可能拼的不是智力,而是力气,你得有力气挤进队伍,得有力气不坚守阵地不被冲出队伍。在这慌乱中明明白白记录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并为之付出的努力。

8月7日,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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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易骏鹏听父亲说,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2001年9月10日晚上,杭州市沁春路上的交通银行(行情601328,诊股)杭州分行门口与往常很不一样,为了能抢上新兴的理财产品,中国第一支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市民带上小板凳、马扎、躺椅、草席等形形色色的装备,他们打算漏夜排队抢购。当天夜里1点多,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能动摇排队者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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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8点半,发售正式开始,此时队伍已经绵延了数百米,很多投资者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火急火燎赶来排队,一度造成道路拥堵,银行请了7大保安维持秩序。而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江苏连云港(行情601008,诊股)市的李先生,他已经等候了整整31个小时。

1991年,海南海口市区,街头的小摊及租买房广告。

基金,这种比股票更为稳健,比国债收益更高,交由专业投资人管理的产品,使得绝大部分厌恶风险但又追求超额收益的国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理财工具。如果说股票的出现推动了部分国人理财观念的觉醒,那基金的诞生则让全民理财成为可能。

8月7日的《深圳商报》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彼时的《深圳商报》向全国发售,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关注,报纸当天就可以通过航空运达哈尔滨等国内各大城市。加上电台广播、座机、寻呼机的畅通,无数和易骏鹏父亲一样想在股市发财的中国人,很快确定了消息。

基金销售热潮在2007年达到鼎沸之态。2006年,股市的大幅上涨,很多股票型基金超过100%的收益率点燃了国人的理财热情,这一造富效应,经过2007年整整一个春节或是酒足饭饱后,或是亲朋相聚时的传颂、想象与发酵,在2007年春节后爆发。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易骏鹏一家当时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月8日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当年买基金流程还非常繁琐,不仅要开立基金账户,还要办理两张银行卡,甚至购买不同基金公司的产品,还需要开立相对应的管理账户。但很多投资者不惧繁琐流程,已经做好了完全准备,就等基金发售。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深圳晚报》编委、知名摄影师赵青回忆时,找不到比“人多”更直接的语言来形容那火爆场面。他用胶片相机记录了数百个拥挤又无奈的排队现场。回忆那画面,赵青欲言又止:“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那时候不管大、小基金公司,不管基金经理优秀与否,不管是激进的股票型基金还是相对稳健的混合型基金,都能卖爆!单只基金销售破100亿的时长不断刷新纪录,半天,一小时,10分钟……

他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为了买新股,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投资者连夜排队,为了买基金走后门,空手而归的群众与银行起冲突等现象在那个时候的全国各地不断上演,场面相当热闹疯狂。

“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胸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易骏鹏感慨。但当时,挤在长队里的他才13岁,脑子都是蒙的,浑身难受没法思考。“怎么能不难受呢?排了几天几夜,困了就挤在那里睡觉,不敢彻底睡死了,怕被别人挤出来,打着瞌睡一步步往前挪。”他说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华夏基金创始人范勇宏在其著作的《基金长青》中提到两个细节:当一位大娘被问及为什么购买基金,是否担心亏钱时,大娘反问记者:“亏钱?现在的行情谁会亏钱?小姑娘你也买点吧,再不买就买不到了!”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元的报酬通宵排队。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多位亲历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员说,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

另外一个细节是某客户到银行称要买“华夏基金”,客户经理问“你要买华夏基金的哪只基金啊?”客户回答:“我不买别的,就买华夏基金。”

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协调秩序的指挥部,投入七八千警力。“每个点都有公安维持秩序,到9日上午,又加派了武警、边防战士。”赵青说。一位前驻深军人记得,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这固然是形容华夏基金知名度高的段子,但同时也深刻反应了很多抢购投资者的缺失的理财知识,他们很多甚至连基金是什么都不弄清楚,只听说买了基金就能赚钱,就盲目跟风加入疯抢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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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该起到投资者教育作用的销售人员和基金公司,根本无暇顾及投入很多资金的投资者是否真正了解产品,甚至存在忽悠式营销。随后2008年的熊市让所有在基金抢购高潮中买入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1993年9月24日凌晨2时27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申办奥运会直播现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的结果惊呆了现场所有人——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澳大利亚的悉尼,无缘主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刘占坤/摄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基金规模从不足1万亿直冲3.28万亿,这爆炸式的增长迎来了居民财富意识的大觉醒。几乎一夜间,基金将“理财”一词带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中心话题,“买基金了吗?”成为普通百姓见面的问候语。理财的便利性也得到了提高,不止局限于排队,投资者可以通过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买入基金,然而随着参与理财主体的扩大,投资者教育矛盾也逐渐突出。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1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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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天气也很磨人。“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易骏鹏在现场还看到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2010年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元年,得益于此,智能手机开始爆发性增长,全球迎来移动互联时代。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8月10日出街的《深圳商报》头版印着股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导语强调:“至昨晚9时许,全市300多个网点已全部销售完毕。”前来上班的网点营业员也一遍遍大声喊:“没有了,没有了。”人们不肯离开,继续围着,易骏鹏眼看排了一两天的队伍在几秒内被挤得乱七八糟。

国人过往在理财中遇到的喧闹、纷扰、慌乱、不成熟,都沉寂在一款款如“微信理财通”这样的互联网理财工具中。

为稳定局面,远在新疆带队考察的李灏(深圳市委原书记、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提议寅吃卯粮,把次年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发行,8月11日下午继续发售。深圳市的印刷厂连夜开工加印兑换券,事件才就此稳住。11日下午,人们再次聚集排队购买可以兑换股票的机会,不眠不休。

再也没有人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得一夜暴富的机会,也没人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攫取大部分人的利益。各种理财产品价格几何、历史业绩优劣、投资范围和比重等信息,都明明白白陈列在理财应用里。

深圳股市“8·10”狂热后,新中国股市出现第一轮熊市,证监会因此成立,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人们不再需要搭乘数十个小时火车,在烈日和风雨中排队两天两夜只为申购新股,也不再需要带上望远镜、收音机、小本本这三件套在数万人的广场聚众炒股。投资者可以在券商APP实现5分钟极速开户,看行情,秒速下单、打新股,还有7*24小时的资讯方便随时获知股票信息。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公布“8·10”事件调查结果:私买抽签表10万多张,涉及干部、职工4180人。很多亲历者相信,真相可能比这更严重。“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易骏鹏开玩笑,他说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得手了就去享受。

人们也不再需要漏夜排队买基金,在理财通、余额宝上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实现,甚至在工资下发的时候及时提醒转入特定的理财产品,会在规定时间提醒定投,省心理财,还有相关小课堂进行投资者教育……

从村子到“世界工厂”

回顾这短短近40年国人理财辛酸成长经历,从请警察当保镖保护资金安全的杨怀定,百万民众涌向深圳申购新股,到全民漏夜排队买基金,再到互联网时代随时随地理财,这背后鲜活刻画着国民对财富的渴望,对理财产品、渠道的追求,也纪录着居民财富的增长,技术的变迁、经济的腾飞。

1994年年初,黎永汉第一次见到火车站。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兴奋之余,他拉着湖南同乡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

感谢这个时代!

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一气之下,他和两个同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走了一夜,到顺德后却停留了10年”。

1996年年末,晁停向家里借了200元,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 “打个零工”,顺便 “看看世界”。长途大巴在107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驻马店带到了东莞,“屁股蛋子都麻了”。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晁停已做足准备: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办身证时硬是给改成了1977年。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1992年以来,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数字达到1500万。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

湖南人黎永汉和河南人晁停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上世纪90年代在珠三角打工的真实写照。

离开湖南永州蓝山的家时,黎永汉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对着神龛一通絮叨。

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不找市长找市场”。黎永汉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

黎永汉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的新宁路上,上世纪90年代,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黎永汉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在装配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

“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哪像现在都搞什么人工智能。”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第一个月黎永汉拿了400元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两年后他升职做了车间组长,工资涨了100元。那是1996年,从那年起他也开始作为“老人”,给湖南新来打工的老乡介绍工作。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随大流”来到东莞,他也许现在还在驻马店市泌阳县割草、喂牛、养鸡、种地。“当时身边人都出来了,问去哪里,回答都是广东,说那里机会多,钱好赚。”

据他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驻马店,家家户户仍以务农为主。许多年轻人家境贫寒,但憋着股劲儿要去南方看看,于是从驻马店步行到广州、佛山、东莞、中山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几个月,就沿着铁轨走。”一列列火车飞驰过后,这些年轻人就捡从火车上扔下的残食充饥。

由于一无所长,晁停最初和同乡在东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带入派出所,原因是没有暂住证。1984年,深圳正式实行暂住证制度,对非本地户籍人口进行管理。

上世纪90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2015年2月,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大卡车拉了一车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墙站,一个个审问。”不过晁停是幸运的,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几天后他重获自由,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

由于工资过低,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达广州后,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刚上车,车门便立即紧闭,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对方呵斥他“交包交钱不杀”,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

“上世纪90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上车就得交钱包。”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什么也不会,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于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顾女友反对,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

回到东莞后,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当时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甚至根本不发工资,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晁停当时觉得气愤,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

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

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儿头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

晁停入厂不久,发现厂区越发变本加厉:员工被限制在工厂区域内活动,工厂全天候大门紧闭,不允许任何工人出厂。晁停特别气愤,随后和几个同乡一道翻墙,逃离了那个在他记忆里形似牢笼的玩具厂。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过老乡介绍进入一家玩具厂。“那倒是家正经的厂,好几千号人呢。”在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厂里,他被分配至喷漆部,负责给玩具喷漆加工。当时他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工资,“待遇上去了,生活质量也得跟着提高”。随后他入手一台300多元的寻呼机,别在腰间威风凛凛。

“其实就图一好看。说实话,上世纪90年代的车间都是很苦的,流水线上的活每天得干到晚上10点,哪有时间玩寻呼机啊!有人呼我也没空给他回啊!”

两年后,晁停和女友双双辞职,回老家驻马店结了婚。2004年,他们重返珠三角,不过这次不再是回东莞,而是去佛山。“快40岁了,做不动流水线啦,不过真怀念打工的上世纪90年代,骑着变速山地车乱跑,嚼着口香糖打着响指去泡妞,每月工资全部花光以后一身轻松,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

“现在村里再有年轻人出门打工,人家会看不起你哩。”晁停说。与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开始人才回流。“新闻里天天说农村空心化,我看就不准确。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确实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发展起来的农村反而留得住年轻人。”晁停说。

黎永汉不这样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从永州蓝山前往广东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所在的乡村还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上世纪90年代早就过去了。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没变。我反正打算继续在广东打工,哪怕经济环境再艰难,总比待在老家好吧?”

(本文摘自《我和我的九十年代》新周刊编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邝新华 苏静 赵渌汀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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