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稳固,中华夏族民共和国中前段时间社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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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民  

于建嵘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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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着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否公正、合理和协调。在某种不公正不合理社会结构给定的情况下,影响社会动荡是否会发生的主要变量来自社会整合状况、经济发展基本面以及民众基本生存状况这样三个方面。依据前述几个重要方面变量的具体情形可以发现,中国中近期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整合状况不容乐观,但同时还应看到,中国的社会整合能力仍然比较强。从政府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能力、民众的基本态度以及民族传统的影响这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来看,中国中近期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中国经济发展中近期能够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基本面。经济体系的自主性、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能够为中国社会的安全提供重要的保障,有助于减小社会动荡出现的可能性。民众基本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国家具备有效应对民众基本生存状况急速恶化的能力,改善民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一切使得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几乎不可能出现恶化甚至严重恶化的情形,因而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极小。就实现中国中近期的社会安全并为未来长期的社会安全做好必要铺垫这两大目标而言,特别需要做好这样几个方面的重要事情: 稳定物价并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要特别重视社会成员基础性基本权利的维护,发展社会组织,规范公权,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公正为依据进行基本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时间:2009年5月9日

  [关键词]社会动荡; 社会骚乱; 社会公正; 社会整合; 社会安全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主持人:《燕山大讲堂》今天是第31期,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学者于建嵘先生。他所关注的话题从农民维权到工人维权,一直坚持着站在底层、为底层说话的学术立场,他对社会冲突和家庭教会的研究,都是具有开创新的研究。今天的话题:刚性稳定——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有请于老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现代型社会结构开始形成。这一切,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建设的推进,特别是为民生的改善,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由于发展本身的规律,由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过于看重经济增长而轻视社会建设,中国现在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正处在一个社会矛盾问题凸显期。别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过的社会矛盾问题,中国现在基本都出现了,而别的国家和地区不曾有过的社会矛盾问题,中国现在却出现了不少。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矛盾问题有增无减,呈现出一种迅速扩张甚至是加速度扩张的趋势。

  

  中国的中近期( 15 -20 年)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本身的一些痼疾仍未完全根除,由于社会建设的薄弱,由于民众利益诉求的急速增加,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本身的演化规律,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的扩张很有可能会达到峰值。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整个中国社会必定会产生全方位、大幅度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是否会使中国的发展陷入停顿的状态。许多人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重要意义。

  于建嵘:大家下午好。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在今年年初做的研究,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今天我主要是想提供一个理论的框架,增加一点理论的分析。

  

  学界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形势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动荡说,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很多人认为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社会动荡的含义及催生变量

  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学说是稳定说,我们国家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会发生动荡,中国社会总体上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最活跃的政体,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最近我们常会看到一些主流的学者,说中国是后发达国家的榜样。到底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今天就想对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做一个分析。

  

  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的确发生了一些社会冲突事件,但总体而言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制的有效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的稳定,具有十分巨大的社会风险。为防范中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革。

  1. 学术界的探讨

  围绕这个观点我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怎么去认识中国目前的刚性稳定;第三个问题怎么办?

  学术界对于社会矛盾问题包括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多,但对于社会动荡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少。尽管同类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其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还是比较明确的。

  第一,我认为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

  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纠纷和社会冲突现象( 如各种群体性事件) ,这一点几乎对于所有学者来说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纠纷和社会冲突会不会最终演变为社会动荡? 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

  一般讲到社会稳定的时候,都是针对群体性事件而言的。群体性事件一般认为它有非法性,可能会带来某些社会秩序的变化。根据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1000人以下为特大的群体性事件,去年一年来,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我们先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孙立平认为,“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严重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我们现在的社会尽管有许多问题,有许多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可以说有些问题和矛盾还是很严重的,如果处理不好也有酿成大的危机的可能性,……但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国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有工人、农民的维权,有社会泄愤事件、也有骚乱。各群体维权的主要诉求,分析一下,会发现,在农民群体中,主要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农村维权抗争的焦点,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占到农村问题的60%以上;与农民维权的诉求不同,劳资冲突是工人维权的主要诉求;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业主维权是市民维权的主要议题。

  于建嵘认为,“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理由是: “无论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经济纠纷引发的社会骚乱都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民众抗议政府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具体利益问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尽管有某些参与者想通过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

  这些维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利益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对于目前维权问题的判断。2007年5月8日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广东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这句话不好听,但是他讲对了,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他们不是要执政党的权力,而是要你给他利益。

  郑永年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发生社会动荡。他认为,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的因素,“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把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其一,中东一些国家是非常封闭、排他性的政体,而中国渐渐成为包容性的政体,强调开放性政体。其二,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转型没有做好。“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而“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因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二,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提出来的。她在2007年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判断说中国会崩溃,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呢?就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中国,不知道中国的人民在干什么。中国发生的很多问题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人讲的是法律,而东方人主要讲的是规则,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

  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尽管不稳定指数较高,社会经济问题上升,但是,更可能的结局是,中国领导层可以应付这些问题,保持良好的经济前景,保持执政地位,维护基本的秩序”。

  举个例子。中国老百姓找政府说什么事呢?他会说,你说了给我10块钱,怎么只给我5块钱,你这个政府不讲规则,讲话不算数。西方人不会这么讲,西方人会说你怎么能只给我10块钱,根据人权你应该给我100块钱。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一个是根据已有的法律原则,一个是根据意识形态和天赋的人权。裴宜理教授的观点改变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她说执政党身在福中要知福,假如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不和你讲规则了,开始讲天赋人权了,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一切都按照政府的规则做,你却不守规则。现在恰恰由于政府不守规则,讲话不算数,才带来了这么多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保持着稳定,没有发展根本性改变的原因。2008年的7月裴宜理教授约我到哈佛大学,我们有一个对话叫《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西方学者判断的那种动乱。

  根据美国学者沈大伟对美国汉学家有关中国前景观点的整理归纳,可以发现,大多数美国汉学家在判断中国前景时,认为“继续摸着石头上过河”、“稳定”、“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而认为“国家四分五裂”、“制度的崩溃”的可能性很小。沈大伟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弹性的组织。”“问题与挑战确实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溃。”“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动态的稳定’是前进的唯一道路”。

  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在我看来中国的老百姓不会主动的去找政府的麻烦,恰恰是政府找了老百姓的麻烦,老百姓感觉你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带来了问题,所以他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和市民问题都与之相关。

  与其他学者不同,王绍光等人则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 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 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四是目标的合法性和行为的非法性共存。

  应当说,人们对于社会动荡问题的探讨十分重要: 不仅指出了社会动荡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初步阐述了相关的依据。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探讨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其一,很少有人将中国的社会动荡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议题进行研究,而只是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将社会动荡问题附带进行探讨,因而这种研究往往缺乏系统性 。其二,大多数学者对于社会动荡本身的界定和解释都不够明确,而只是笼统地将社会动荡与社会不稳定等同起来。其三,对于社会动荡的主要影响因素的探讨不够全面。比如,对于诱发中国社会动荡的现实因素和主要变量考虑得不够全面,对于中国应对社会动荡的有利因素几乎没有加以考虑。

  对维权问题我简单的总结了这四个特点。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发生这么多问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维权。

  2. 社会动荡的基本含义和基本特征

  第二种群体性事件,就是像2008年6月28日贵州发生的瓮安事件,我把它叫做社会泄愤事件。这个名词是2007年10月30日到美国一所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编出来的,当时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名词来概括“瓮安事件”。我认为,现在有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叫泄愤事件。

  社会骚乱与社会动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使得不少人误认为两者是一回事。应当看到,社会动荡与社会骚乱两者固然有些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指明显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现象,而且有时社会骚乱会直接转化为社会动荡,但严格地讲,社会骚乱与社会动荡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别。所谓社会骚乱,主要是指社会在安全方面发生了问题,出现了较为明显甚至是较为严重的“异常”或“失序”现象,而且对于这种现象,公众有着明显的心理感受。社会骚乱属于“中度”的社会不稳定现象。

  这种社会泄愤事件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发生得特别偶然,没有一般的上访或者行政诉讼的过程;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没有明确的组织者,绝大多数参加的人没有实际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和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起了很大作用,比如网络、短信;第四个特点是有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事件。研究社会泄愤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明显的诉讼对象。

  社会骚乱具体表现为,在某个时段,在一定区域内甚至是不小的区域内社会与经济领域出现较为明显的失序混乱现象,比如,经济发展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滑坡,政府的公信力明显下降,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明显下降,公众的心理处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当中,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成规模的集群行为,等等。这些,对于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必然造成比较严重的不利影响,甚至会延缓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不过,尽管社会骚乱会使一个国家为之付出较为一定的代价,但还不至于造成具有颠覆性的全面混乱、完全失序的社会局面,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还不至于在总体上陷入中断的境况,而且,经过人们的努力,总体上的社会经济正常秩序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还能够继续下去。

  而第三种时间,骚乱就不是这样的,它可能没有明确的针对对象。2008年的9月吉首因非法集资引发的冲突,暴力涉及商店和其它社会设施,2008年10月国庆节的时候吉首市的商店都是关门的。这样看来维权、泄愤和骚乱是完全不一样的。

  社会动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动荡,泛指社会不稳定、不安全,既包括“中度”的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现象,也包括“重度”的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的现象。狭义上的社会动荡专指“重度”的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的现象。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动荡,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人类生活秩序,由于种种原因( 比如,社会的某些集团、群体或阶层处于尖锐对峙状态) 而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致使人们的学习、工作、娱乐、休息等活动受到严重干扰,甚至被迫中断的现象。从范围上说,社会动荡有全局和局部之分; 从层次构成来说,社会动荡不论其诱因的特点,一般远比政治动荡、经济动荡,思想动荡要复杂,通常是多层面动荡的综合; 从表现形态上,它可以是大规模的灾乱、战乱、叛乱、起义,也可以是示威、游行、政变、党争、经济危机等等”。

  第四种则是具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这类冲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组织性。

  人们平时所说的社会动荡更多的是狭义上的社会动荡。与社会骚乱相比,社会动荡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颠覆性,激烈对抗性,大面积毁坏性。

  我们简单的对目前发生的社会问题做了四个方面的分类。通过简单的介绍你会发现目前中国群体事件中80%以上是维权,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不一定有暴力;泄愤事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针对的也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骚乱事件诉求复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和侵权者,有暴力;宗教冲突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针对的是公权机关,不一定有暴力。

  根据公认的社会动荡事例,如前苏联解体的具体状况、拉美地区北非中东一些国家的具体状况、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许多改朝换代混乱时期的具体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动荡主要表现为: 其一,在经济层面,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形,经济领域混乱,经济秩序丧失。其二,在民生层面,社会动荡会使许多经济行当停产或减产,民生日常用品极度匮乏,公共服务物品短缺,通货膨胀现象迅速扩张,失业现象严重,这一切会直接大幅度大面积地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民众生活陷于苦难状态。其三,在社会整合层面,社会出现全面混乱、完全失序的局面,具体之就是: 社会共识丧失,社会控制失效,社会规则体系阙失殆尽,制度失灵,整个社会失控,自发社会蜂起,中央政府政令不畅甚至失效,政府黑社会化,黑社会公开化,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呈现一种恶性互动的状况,大规模的社会暴乱持续不断。另外,社会动荡甚至还会使公众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如果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程度较低,那么,这个国家的社会动荡往往还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乱。

  对于目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感到很迷茫。在电视里看见其它国家游行示威和发生的很多问题,这是街头政治,但中国没有。中国有维权、有骚乱,但是没有街头政治,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相对而言,他抗议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但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不是为了推翻政府并且取而代之。

  3. 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催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

  当前中国有很多维权组织,但真正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还没有。每个事件都是孤立的,很难形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一般对一个社会运动的判断,不但要有组织、目标、话语,而且要有比较详实的可连续性的活动,中国目前没有。这些问题对中国现在政治有影响但它不能改变我们的政治结构,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全性和有效性。中国政治的统一性现在没有动摇,所以,我认为中国是相对稳定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1979———2011 年,中国的 GDP 平均每年以 9. 9%的速度递增。现在中国的 GDP 总量已居世界第二的位置。截至 2011 年 6 月,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1974. 91 亿美元 ,高居世界第一。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其人数比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共同体总和还要多———来说,连续保持了 30 年 9. 9%的 GDP 平均增长速度,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不能不说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很难用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来解释。对于这样一项伟大成就的重大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但中国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基础的,这种稳定可能有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存在的问题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

  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 。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成就之大超乎人们预想的同时,社会问题之多也出乎人们的意料”。

  什么叫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的稳定首先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核心不是国家的法律怎么实施,法院或者人大、政府怎么依法运转,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排他性,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体制最高甚至终极目标。

  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是由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历史背景条件所决定的。在中国急剧

  “刚性稳定”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管治目标。中国只要发生游行、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等等任何行为,都会被看成是非稳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刚性稳定下社会管治最大的特点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且经常把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当成是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比如信访制度,这个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方面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宪法》第41条,再根据国务院的《信访条例》规定老百姓可以上访,同时地方政府又会说你到北京来上访是非稳定的因素。信访是民众解决问题和社会参与的方式,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非稳定的因素呢?所以这是刚性稳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社会秩序。

  转型的时期,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 社会利益结构发生着全方位、大幅度、急速的变化; 发展出现极不平衡的状况; 民众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 社会经济领域往往缺乏正常的秩序和规则体系; 社会焦虑弥漫着整个中国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何把“刚性稳定”变成“韧性稳定”呢?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认为刚性稳定的相对一面是韧性稳定,韧性稳定这个词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想出来的。我讲刚性稳定,刚性稳定的对立面就是柔性稳定,他说柔性不好应该是韧性,因为韧性是可以测量的,韧性是不能断的,刚性容易断。中国社会怎么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想了几点,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要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治权威。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有没有可能转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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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的问题。中国社会80%以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币的矛盾。要确保利益的均衡,使利益冲突不至于发展成大的问题,我们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农村的利益体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怎么使农民拥有土地权利,使农民在土地权利中间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农村土地权问题,最近两年中国的民权纠纷也在不断的增加。谁来主导这个利益,既得利益的人会愿意吗?我们先把这些观点提出来,讨论的时候以此来探讨有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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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转变,首先是要解决利益问题,但最关键的不在于利益,还有政治。我想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宪法》框架内有民主、有真正利益表达的社会,这样问题就来了,怎么改?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顺利的发展,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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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有一些想法。能不能从最基层做起,十年以前我研究的主要是乡村,村一级,最后发现村一级不行,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政权的最基层政权。所以我现在想真正要改变中国的就是县,从县级政权做起,能不能在县级政权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因为这样既不影响整个国家体制的变动,又能够为整个国家体制找出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data/62864.html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3年1期

  县级政权怎么改?第一,县级政权能不能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予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坐实人大代表选举。第二,县政长官能不能真正拿到人大来选,而不是组织的调派。现在县一级到了政治分权的时候,能不能把政府真正建到县一级,这是目前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县级政权做好了,对将来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能打下了伏笔。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纲领》中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讲把县级政权做实,这个国家就可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所有县级政权是直接和民众面对面的,中央、省的政权都是管官之官。最近我一直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呼吁启动县级政权改革。

  第三,一定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制度来解决纠纷,只能采取信访。我们往往会说由于司法的不公平,由于司法的腐败,所以不得不出现信访制度。所以我觉得对司法制度的改革是目前改革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要解决刚性稳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司法改革。

  怎么改变司法?我说要有司法制衡,我们制衡谁?用司法权制衡基层政府。与中国老百姓权利相关的司法问题主要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能不能想办法使现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脱离地方官员的控制。能不能在基层法院、检察院把这一点先改了,起码做到县、市两级法院的人、财、物都不归地方政府管。我认为,对地方县级政府一方面要给它权力,让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司法权的制衡,当司法这个最后的社会底线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社会冲突的发生会少很多。

  这个刚性稳定结构怎么改变,就是政治改革,包括司法制度改革,这是我这几年思考的问题。2004年12月我到台湾去访问,在台湾大学做演讲,做完演讲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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