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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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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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何家弘教授的发言把问题递给我,怎么有点像击鼓传花?那可属于领导们的维稳思维啊。非常感谢《律师文摘》给我这么个机会,我主要是回来看望前辈江平老师和张思之老师、章诒和老师,还有许多同辈师友。春节期间,愚姐章诒和老师本来就与我约好,我和两位zhang老师三人要聚一次,要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结果因为我提前离开,就没聚成,今天我可以补课了。我们对国栋表扬了很多,其实他也有一个毛病,有点专横,他不仅要我来,还要讲话,我想,将来他如果不小心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会搞专制的。国栋催我报一个题目,我也没怎么想,以为就是互相聊一聊,像以前的年会一样,还可以插话和讨论。今天这个年会就是报告式的,太正规了,可能是被逼出来的吧?

  如果说清朝最后12年乃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那么,1905年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厮杀在中国领土的日俄战争宣告结束,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君主专制的俄国,矢志推翻清朝的中国同盟会却在东京宣告成立,曾经亲手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帝,一边宣布废除延续中国1300年的科举制,一边破天荒地派遣载泽等5名大臣,远航东、西两洋,专程考察外邦宪政,并于次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于1908年8月承诺以9年为限,推行君主立宪,举世瞩目的《钦定宪法大纲》也随即出台。再过3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催发辛亥革命的高潮,清朝“万世一系”的君宪计划成为泡影。及至民国奠基,易主频仍,宪法文本不断翻新,宪政之果却一再难产,至今未曾到位,知识精英的宪政呼声时隐时显,不绝于途。自晚清宪政考察团出访至今,100多年过去了,江山不可复识,宪政之梦却萦绕神州,无时或释。回首近代先贤筚路蓝缕浴血奋战的身影,目睹华夏民权未彰民怨鼎沸之国事,难免令人感慨万千。

  前不久,新的总书记讲话说,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此言一出,很多媒体记者和学者都在欢呼跳跃,就像十年前欢呼“胡温新政”一样,高兴过一阵,后来却没了下文,现在又来一波欢呼了。我想,习和李都会觉得奇怪:我们还开始干,你们就开始吹,干嘛呢?我请各位注意,习先生的那个讲话是在2月26号下午,那是什么场合?他不是在今天这种场合,只是跟“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说说,这当然可以,“民主党派”已经很乖,很听话了,自从1957年成功地反右之后,他们就不再有什么尖锐的批评了,所以习总想听,说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容不下的时候再收拾他们也来得及。愚姐章诒和老师在这里,她最有发言权。她在追述罗隆基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个细节,某位曾任政府要职的中共党员对她说:“瞧你们‘民主党派’的那些领导人,比共产党还差劲。人简直就像是没了骨头。” 章老师回敬说:“差劲,不也是共产党要他差劲嘛?没骨头,不也是你们剔的吗?”她弄得对方无话可说。我想补充和请教愚姐的是,共产党要他们差劲,他们为什么就一定要差劲呢?

  近年来,从媒体到学界, “百年宪政”的话题经久不衰,歧义纷呈,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我在政法大学任教9年,很多经历都长见识,受教益。其中有一个场景倒是激发过我的思考与忧虑。我什么党派都不是,感谢执政党的厚爱,在湖南与浙江都是统战对象,做过政协委员,甚至常委,我看过“民主党派”的丰富表演,虽然它们挺单调,挺乏味。到了法大之后,学校的统战部几次邀请我出席一些座谈会,我尽量请假,有一次还是去了,原来是中共的“保先”运动即将结束,学校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与无党派人士谈学习体会。那一次,政法大学的“民主党派”让我很惊讶。平时,他们在课堂上肯定也没少讲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但在那个场合,不少发言除了充分肯定校党委的英明领导,还很感谢校党委对“民主党派”的重视,还搞论证,例举政法大学的活动经费比北大、清华的活动经费都要多,他们觉得很有面子,很能开展活动,还有一位提出一个很可爱的命题:“共产党提出要保持先进性,我们要保持进步性。”据说,这个发明后来就成为北京高校“民主党派”的先进经验,幸亏当时还没有外国学者在场,他们会搞不懂,“进步性”与“先进性”不是一回事吗?有的发言也向校党委提意见,却说,以前的校领导比现在要好一些,他的亲属从美国、加拿大来探亲,学校领导会来看望,甚至安排住宿,现在却不安排了,不怎么关心了,需要改进。

  

  当时快到中午了,我还有公务要退出,就说,你们讲的这些都很可爱,都很好,但是还不够,能不能再说点别的?如果在座各位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或者普通的老师,那么,中国政法大学的党委做了多少,还有哪些没做?我们该得到多少,还有哪些没得到,为什么没有得到?如果自己的法学专业与教师职业仅仅同个人的利益联系得太紧密,恐怕容易被人看轻,我们的学校毕竟叫做“中国政法大学”。从此,我就不再参加那样的座谈会了,觉得无趣。今天发言的时间很宝贵,我却宁愿像老红军一样喜欢回忆往事,只想说明一点,如果真要听尖锐的批评,恐怕还不能指望“民主党派”,应该到今天这样的场合来,这里才有“中国好声音”,可惜我不是习近平先生。

  一、“百年宪政”之说并不确切

  国栋催我报一个发言题目,我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就报了“可以玩政治,不可以玩宪法”,刚才在路上一想,就发现不通,既然可以玩政治,当然就可以玩宪法,对他们来说,政治是个大概念,玩宪法只是玩政治的一部分,他们什么都能玩,连所谓“重庆模式”都能玩出来,还唱响神州,让全世界都傻眼了,我的题目就有形式逻辑上的毛病,还来不及改,很抱歉。

  

  年会的主题“百年律师”是个大题目,时间不够,彼此还无法展开讨论,历史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早已告别宏大叙事的时代,很多问题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包括刚才两位学者提到的章士钊,在我看来,这个章律师还没那么简单。章士钊为什么那么有钱(章诒和女士插话:他太有钱了),跟老毛的关系为什么那么好? 可能还不仅仅是老乡关系问题。除了他,还有些人在法庭上也是正气凛然,像模像样,法庭之下就不一样了。至于沈钧儒,他曾经像战士一样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做斗争,可一旦跟权力结盟,分了蛋糕以后,就变得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在反右之前,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出现滥捕滥杀和逼供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杀人数量还超过了毛公预定的指标,律师出身的沈钧儒却坚决支持镇压反革命,不仅做报告,还写文章,白纸黑字都在那里。反右期间,他对自己的战友、同事说话也特狠(章诒和女士插话:就是这样),值得深思。也许会有人说,他处在那样的位置,没办法,我想请教的是,为什么没办法?在我看来,都这样下去才会没办法。

  除开网络作者不论,相对而言,史学界已对晚清大臣考察宪政与《钦定宪法大纲》讨论较少,法学界与思想界却谈得很多,也许这与学科差异不无关系。 一般来说,法学家与思想家比较看重文本的思想价值,史学家却关注文本的实际成效,不为文本所左右。法学家与思想家一般喜欢借历史的口说自己的话,“入世”的热情颇高,史学家却习惯于将历史与现实分成两锅饭,只谈已经发生过的往事,少谈现实,多让历史资料来说话,还承继“隔代修史”的行规,宁愿把1949年以后的历史交给后人去评点,还怕惹上“影射史学”之嫌,毕竟大革文化之命的史学教训多于牛毛,已经让人谈虎色变。

  律师制度在我国还不到一百年,很多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对宪法、宪政的基本态度问题。政治家也好,政客也好,律师与学者也好,最缺的是对宪法的真诚,就缺宪政伦理,很多人都喜欢玩虚的,虽然相比之下,律师肯定要好一点。至于政界如何,我们先不管它,尽管政界喜欢把学者与学术扯过去,我看没必要,“十七大”、“十八大”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开那些会,我们也知道做教授的应该怎么上课。一旦扯上关系,反而会不知道该怎么上课了。

  严格地说,“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的提法过于简约,易伤其义而有失确切。它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好像早在晚清时期,我国就有基于“宪法之治”的宪政了,这就容易给历史化妆,美化晚清,徒添对反清革命志士的抱怨。如果从历史的真实层面出发,顶多可以称作“宪政思潮百年”与“宪政规划百年”,“预备立宪百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晚清宪法大纲也罢,民主大旗之下的宪法也罢,都是文本而已,宪法不等于宪政,纸上得来终觉浅,行动才是最后的审判长。若以历史的真相而论,清末年间就不过是“预备立宪”,并非“立宪”。姑且不说清朝的预备立宪与民国时期的临时约法、“洪宪”、“党宪”等历史版本之间有何时空关联,也不论民国之后的宪政场景究竟如何,仅就宪政的本义而言, “百年宪政”云云,还无从谈起,但百年前的准备功夫倒是有据可查。

  在学界,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学术观点容易误导政治家,模糊国家的前进方向,需要澄清。我举几个例子吧。

  还有学者喜欢把清朝的预备立宪称作“清末宪政改革”,也不够严谨。不仅因为清末预备立宪并不等于宪政,而且不妨注意到,立宪之预备属于原创性的从无到有,还不存在改不改它的问题。与其称“宪政改革”,还不如叫“专制改革”更准确。概念的模糊不清最容易出现价值评判的偏差,掣肘学术思考的深入,值得斟酌。

  第一个例子,如何诠释清朝垮台的原因,如何找出晚清政改与清朝完蛋的关系真相?前年,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法学界或政治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晚清统治者搞了预备立宪,颁布宪法大纲,很多人趁机捣乱,就把清朝搞垮了。不光是我们大陆的学者这么说,前年6月在澳门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时,有位台湾前辈也这么说。我当时就提出:希望您的这个论点不要传到中南海,否则,就容易产生误导,他们会觉得,连台湾的前辈学者都说清朝就是搞政改搞宪政而垮掉了,我们还能搞吗?这就需要搞清楚清朝为什么垮掉了?恐怕不是因为它搞了预备立宪,而是因为它的预备立宪搞得不好,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诚意搞宪政。《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前,慈禧的基本原则就是十二个字:“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于论”,意思是说,鸡毛蒜皮的问题你们可以讨论,大权大事还得朝廷说了算,皇帝与太后说了算,不要以为后来“皇族内阁”的出台仅仅是年轻的载沣没有经验,从慈禧到载沣,他们的骨子里想的“立宪”同梁启超、张謇他们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还请注意一点,日俄战争与同盟会成立之后,如果清朝还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照样会垮掉,甚至更快,并不是清朝不该搞政改。

  另有部分法学研究者将“宪政百年”的时间上溯到1901年,把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狼狈逃亡途中发表“新政”上谕的时间误作预备立宪的启动时间,尤欠准确,该年毕竟未见统治者预备立宪的影子。不过,倘若从清理预备立宪的思潮之源着眼,以1901年作为一个重要起点倒是未尝不可,惟论据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戊戌钦犯梁启超的名文《立宪法议》就在这一年问世于东瀛,迅即传入国内。梁氏在此文中,环视地球各国的三种政体,分析各自的利弊吉凶,用通俗明了的语言说明立宪与民权之必要。他说:即使世世代代都有圣明如夏禹、商汤的君主,但国家很大,需要假手官吏;官吏却很多,而且“天下上圣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难而从恶易,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至于谁来监督官吏的守法情况,梁启超的结论惟有人民:官吏所为,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不会包庇贪官;人民还不是少数,耳聪目明,官吏骗不了他们。“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

  与晚清相比,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个时候搞政改,搞预备立宪,同现在的环境、条件完全不一样,差别很大。至少现在没有尖锐的满汉矛盾了。当年的满族统治者就担心,政治体制一改,权力就会改到汉人那里去,汉人却总是觉得满族没有诚意,不是好东西,反正中国不是你的,你就败家乱搞。现在的民族格局显然不是这样,至少没有辫子束缚我们了。这是第一个差别。

  就在这篇文章里,年轻的梁启超还根据日本的立宪经验,郑重建议:

  第二个差别,现在是党、军一体,支部建在连上,很管用,不必担心什么,晚清的中国却不是这样,自从湘军出现之后,军队就逐渐被地方督抚控制着,尾大不掉。

  一、皇上诏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国;

  第三个差别也很重要,晚清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现在是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充足的国力应当可以支撑起政改的自信。

  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

  还有一个差别,社会基础不同。现在的百姓绝大部分已经有饭吃,还有些钱花了,人心思稳,人心思变,就不像晚清时期人心思乱,在座各位即使想革命、想暴力,我看就不会超过10%。国家的改革开放搞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很不容易,值得珍惜,我看他们也不容易,虽然毛病很多,亟需改进,应当经常提醒领导者,不仅要擦屁股,还要尽快着手政治体制的变革,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至于他们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三、创设立法局,草定宪法,编译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颁布天下;

  再说第二个例子,在理论与学术的层面,还存在不严肃,很随意的现象,还影响到《宪法》文本的书写,既缺乏严谨,也缺乏真诚。

  四、确定行宪时间。

  姑且不说1991年苏联的垮台对列宁主义的否定是何等强势,也不论常艳女士和衣俊卿先生之间的灵肉翻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讽刺是何等生猛,至少不应该把自己还没搞清,自己也不信的东西强加于13亿人民,否则,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添乱。比如,只要认真翻一翻邓小平的文本,就不难发现,老邓多次泄露玄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另见该书第63、116页)我的问题是,既然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即使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他们却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句子写进《宪法》,还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讨价还价,否则就得抓人,那不是瞎写、瞎坚持、瞎抓吗?还有比这更虚假、更戏弄人民的政治玩笑吗?既然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都没搞清楚,你还左一个继承,右一个发展,捧出几代教主和导师来,真是不可思议。尤其痛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办那么多党校学习班还不够,还开大会小会,经常编出很多振振有词的东西来考我们的学生,考了中学生还不够,还考大学生和研究生,甚至还考年轻的大学教师,还编出“三个至上”之类违背逻辑常识的东西,除了愚民和添乱,还有什么?老实说,我自己就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授课了。

  有趣的是,连梁启超自己也没想到,清朝稍后的预备立宪步骤竟同他这位戊戌钦犯的设计差不多,差别仅在于,梁氏说派遣三人,慈禧却派了五人;梁氏建议“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后来就大大缩短,朝廷先是不愿定期,到了1908年,迫于梁启超、杨度等人领唱的“速开国会”之声,才宣布以9年为期,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立宪政治。再过两年,迫于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与资政院的竭力请求,再缩短3年,宣布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

  我们国家玩了这么多年的主义与理论,还玩了很多年的历史,高喊只有什么,才能什么,已经有些玩不动了,连呼喊者自己都不怎么信了,只剩下玩宪法,拿宪法装潢门面,恐怕也不是办法。一方面,新颁《宪法》,还搞“普法日”,另一方面,不准谈政改,不准谈宪政,还把宪政当作敏感词,叶公好龙,这样很不好。当你用玩的心态对待宪法时,宪法就是一把双刃剑,既伤人,也会伤己,毕竟人民在觉悟,问题却在叠加,极权之下,问题太多,不仅贪官污吏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而且还闹出薄王火并了,很多信息都暴露出权力的专横与毫无制约的危险,中国已经伤不起。不要把中国问题重庆化,重庆问题薄王化,薄王问题朋党化和娱乐化,应当充分认识到薄王事件的宪政研究价值,把宪法当真,拿出真诚的态度与行动。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件事情应该抓紧做,一是不要再把“宪政”当作敏感词,不要心虚,总是躲躲闪闪,除非你不要宪法,请你先废宪再说。宪法却像爱情,需要真诚,否则免谈;二是要认真修改《宪法》的某些明显的不实之词,不要把自己都没搞清楚得问题写进宪法,避免权宜性与随意性,确保《宪法》的权威与公信力;三是尽快落实《宪法》的许多基本条款,比如第5条,第33-41条,建立违宪审判制度,不要玩虚的;四是尽快制订预备宪政的时间表,来点真的。只有这样,宪政就有希望,宪政并非高不可攀。习总也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其实,宪法就是一个现成的笼子,并不需要另起炉灶,在宪法面前,任何特权都得投降。

  《立宪法议》发表前后,思想活跃的梁启超还一度与孙中山协商合作,赞同暴力救国,实行民主立宪,提议以光绪帝为总统。基于种种原因,与孙合作未果,梁启超除了继续致力于宪政理论的启蒙宣传外,将主要精力转入立宪团体的组织,成为首屈一指的清末立宪运动之旗手与推手。其影响之大,声望之隆,远出乃师康有为之上。梁氏对民权学理的思考之深与著述之丰,亦明显高出勤于武器批判的孙中山等反清志士之上。

  第三个例子,无论大会还是小会,无论台上还是餐桌上,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党派能够取代共产党。我多次坦诚地提醒对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在违宪,你以为共产党是随便可以取代的吗?如果有人拿你这话当真,就会误导别人,他们会以为是可以取代的,只是能力还不够,他们要努力,要行动,你这不是坑人吗?还有,既然不准取代共产党,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你想表达什么呢?这样说话不仅缺乏逻辑性,而且还有不厚道之嫌,要当心。我的看法是,书记和领导们这么说,我们可以退一步,谅解他们,问题是有些学者也跟着这么讲,甚至还有重点大学的法学博士和教授在课堂上这样误导和搞蠢学生,那就需要纠正。

  职是之故,如果将通缉犯梁启超于1901年的《立宪法议》之文同清朝1905年派员出洋考察宪政之举联系起来,近乎顺理成章。

  再说一个例子,经常有人说:中国太大,很多事情不好办,办起来很难,不当家就不知当家的难处。我也常常实话实说:既然你说中国太大,不好办,你们把中国分成几个国家好了,我没意见,搞联邦制也行,人家美国就是这么干的,还干得很好,只要能把中国治好就行。还有,你说你当家的很难,如果人家觉得不难,你就不妨把选票交给人民,让那些觉得不难治理的人去试试?如果他们也不行,你不必担心,人民再把他们选下去就是,像台湾等地一样,或者通过罢免程序,及时终止他们的执政行为,总比整天抱怨要好吧?

  

  还有人说,中国的国民素质不高,如果马上搞宪政,只会乱成一团,这种论点并不新鲜,早在晚清时期,那些拼命阻扰预备立宪的人也反复这样说。但是,请注意三点:

  二、“政改亡清”之说易生误解

  第一、现在还没有哪个主张宪政的人像神经病人一样,要求明天就搞宪政,你这话就缺乏针对性;

  

  第二、你说国民素质不高,怎样才能提高呢?数十年一贯制的教育党化,而不是教育国家化,年年制造听话的木偶和鹦鹉,却不许自由思考和表达,这能提高什么国民素质呢?

  平心而论,慈禧太后虽然识字不多,但脑子聪明,也有魄力,作为嫔妃出身的女人,她是成功的;但作为主宰中国命运近半个世纪的早期现代化的当权者,却是糟糕的,她的胸怀还装不下偌大一个中国。这还只是清朝悲剧的一个方面。当爱新觉罗皇室在她的导演下,衰败到了清朝末世之时,已经找不出几个比慈禧更强的能人来。在她死后,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都比她更糟。

  第三、请问什么时候搞宪政才合适?总得有个预案,有个具体日期,不能只搞维稳,一拖到底,只在口头上自封比台湾的国民党更像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却在宪政问题上装聋作哑,遥遥无期。能不能先制订一个预备宪政的时间表,好让政府与人民一同行动,抓紧准备,搞一两个政治改革特区,积累一下经验,然后慢慢推动呢?至少可以先让全国人大批准拖了15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顺便学一学蒋经国的经验,先开放党禁,摆出一个良好的政治姿态,与某些历史片段切割,争取政治主动再说,这些恰恰都是党版《宪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什么歪门邪道,更不是洪水猛兽。只有对害怕危险的人,这个世界总是危险的,好像到处都是敌人。你有那么重要吗?

  当年日本天皇拿出宫廷经费的十分之一资助海军,文武百官纷纷仿效,日军以中国为假想之敌加紧备战时,慈禧却用光绪帝的生父奕譞提供的海军经费,享受颐和园的景致,还在日军横扫辽东之后赏戏三天,过她的六十大寿,这就是差别。甲午战败与《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激发全国上下的变法热忱,慈禧也不例外,但是好景不长,慈禧却把这个变法的机缘变成帝、后权力格斗的牺牲品。 戊戌变法横遭镇压之日,便是守旧势力日形猖獗之时。当以反洋教、驱洋人、废洋务为目标的义和团活动在山东和直隶地区迅速展开时,年近古稀的慈禧太后得知康、梁等人得洋人庇护而迟迟不能归案,又风闻西方驻京公使要她“归政”,便默许义和团团民涌入京师,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八国联军则以保护使馆及外人安全为由,血洗京师。

  我的发言时间到了。各位学者:爱情拒绝嫖客,宪法也需要真诚,民主不会向人民走来,人民只有自己走向民主。民权尚未成功,我们一起努力。谢谢。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开头的。当慈禧指使赤手空拳的义和团盲目排外,为八国联军严惩中国制造借口时,满族贵族把持的皇权就开始丢失神圣的光环,人心思变在所难免。当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督抚不顾朝廷的诏令,拒不派兵声援北方,还与西方领事协议“东南互保”时,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还找到美国代理国务卿席尔,要求西方列强惩办庚子“祸首”慈禧、载漪,但不要惩罚中国人民。致力于武器批判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在当时就能感觉到,1901年之后,同情支持其革命者明显增加,骂他“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者却已很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太后才对随从坦白:“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乃至决心改弦更张。还没等到返京,她就借光绪之口,启动“新政”,先从兴实业、练新军、办学堂入手。随着“新政”的铺开,来自政体的障碍日益明显,加上日俄战争的刺激与反清革命运动的压力,慈禧才下决心博采众议,把废除科举制与预备立宪提上议事日程。

  

  清末“新政”比戊戌变法的力度更大,固然更能体现统治者的决心,但是,此时此刻的清朝却是困难重重,不改不行,改也未必有效,可谓为时已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郭世佑2013年3月3日在北京《律师文摘》2012年会上的发言,《律师文摘》编辑部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阅)

  第一,民生凋敝,国库空虚,财力难当改革之任。地方官吏借“新政”之名,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遭来民怨与社会冲突,增加“新政”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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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娱乐网址,  第二, “新政”不但没有整饬腐败问题,反而变本加厉,贪官污吏趁机再捞,既增添“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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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政治衰败的统治者难以驾驭和消化某些“新政”的成果,乃至种瓜得豆,朝廷对地方督抚负责编练的新军就存在失控的隐患。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data/62018.html 文章来源:沉思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更为严重的是,慈禧死后的载沣等人不仅强行镇压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把他们推向反清革命的阵营。

  近年来,思想界与学术界流行一种论点,认为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不强大,清朝是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翻船,在预备立宪中冒险葬身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清朝不去启动政体改革,不搞预备立宪,就不会迅速垮台。前年6月,辛亥百年纪念的国际热潮涌动之初,澳门基金会与孙中山基金会在澳门举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研讨会,有位台湾前辈的主题报告也在强调类似的论点,我在当时就直言不讳:历史的过程远比结果更复杂,历史研究切忌用结果去推导过程,过于充当事后诸葛亮,在紫禁城的光鲜外表下,清朝皇权岌岌可危,已是不刊之事实。至于预备立宪是在什么背景和压力下开始的?如果清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谁能保证它能继续维持下去?还有,慈禧死后的载沣等人为什么一定要把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强行镇压下去,还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改革者,把他们推向反清革命的阵营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追问的。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统治者不是顾及自家的存亡而轻易拨动政体改革之弦的,即便是现任的不丹国王也不例外。当时,我还认真地提议:请勿把“政改亡清”之论传到中南海,那将容易产生误导,徒增我国当今政改之阻力。

  近年来,学界还时常出现辛亥革命不该搞、革命添乱的抱怨之声,把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与军阀混战的种种恶果都归咎于孙中山等人的暴力革命,沉湎于清朝预备立宪的承诺与历史想象,把“告别革命”的现实情怀提升为历史观,这些都是离开清末历史场景的主观臆想与过度演绎。既然清朝统治者拥有丧权辱国和压制人民的权力,人民自然就有奋起反抗的权利。杜亚泉等人当年就看得清楚,曾经手沾戊戌六君子之血的慈禧太后之所以放下傲慢的架子,同意派人出洋,专程考察外邦宪政,为预备立宪做准备,就是因为除了因为日俄战争的结局带来的舆论压力,还有中国同盟会等暴动反清的政治压力。如果没有孙中山等人坚持不懈的浴血精神,清朝会不会启动立宪准备?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能否保证清朝可以完好无损地维持下去,保证中国可以不乱,“光绪四十二年”的立宪就能包你满意?这些问题恐怕都是未知数。只要稍微查阅梁启超在清末最后三年发表的见解,就不难知道,上述脱离晚清实际的猜测要想说服孙中山的论敌梁启超,都是不大可能的。环视古今中外,任何组织起来的武装暴动从来都不是心血来潮,历史的进程也不是任何单个力量的选择所能决定。唐朝末年的黄巢起兵是如此,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三、维稳体制实有暴政之嫌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及于帝制覆灭之后的民主时代,民权政治的工具性诉求,民权与国权的此消彼长,加上“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苏联模式对孙中山革命实践的影响,还有蒋介石的“假党治之名,行独裁之实”的训政,在在制约着民国以降的宪政之旅,蒋介石还失去过抗日战争全胜之后的宪政建国之良机,然而,民初《临时约法》所承载的“主权在民”之理念与民主立宪的新法统之框架臻于确立,历经风雨而不倒。

  在海峡两岸的政、学两界与教科书中,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与三民主义理论的构建者孙中山先生几乎是唯一毫无争议的历史伟人,而三民主义理论的精华不是别的,就是民权主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既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也得益于世界政治文明遗产的滋养与世界民主潮流的启迪。即使在孙中山病逝之后,这份世界遗产亦曾坚如磐石地经受过德、意法西斯与极权主义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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