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政治,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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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作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出身于诺曼底的地主贵族,一生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他在思想上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让-雅克·卢梭等人的影响。偏向古典自由主义。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陶东风 (进入专栏)  

    《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该书探讨的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本书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的侄子)统治的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拿破仑三世非常失望和悲观,《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的强烈不满。从1856年首版到1934年的78年间,该书在法国共印行了16版25000册;截止1949年,该书在英国也有13个版本,而且它已成为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牛津大学校方即将该书指定为基础教程。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固然精辟,但并非定论,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史学家中引起争论。但可以肯定地说,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他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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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最开始想研究拿破仑的十年帝国时期,但最终将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写的不是叙述史,不是另一部大革命史,而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是对这段历史的思考与评价,他几乎从不援引先前的法国革命史学家。首先托克维尔要通过本书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类似于《罗马盛衰原因论》那样的著作。其次托克维尔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从各章的名字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试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再次从方法论来说,托克维尔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问题史学”。与其他一些学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对大量原始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最后对于来自贵族阶级的作者托克维尔来说,他在写这本书时,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力求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

  

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

  [核心提示] 托克维尔对于文学政治并无好感,他的批判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却也充满智慧与洞见,对于同样具有深厚文学政治传统的中国,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乏启示意义。特别是他指出的文人、民众以及贵族迷恋抽象理论、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以及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公共政治实践以及由此造成的幼稚和狂热,这点正好启发我们:目前中国亟需推进的即是公民政治。

(一)大革命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征诸中西方的革命史,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革命和文人好像总是脱离不了干系。文人和革命家太相似了,他们都喜欢天马行空式的幻想,都有强烈的创新实验冲动。最近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书最引起我兴趣的部分就是其对法国大革命与法国文人之关系的分析。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一直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法兰西,这是一个盛产作家和革命家的地方,很多激进的革命家或出身文人或酷爱文学。到18 世纪中叶,也就是大革命前夜,文人在法国的地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成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特殊事件"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3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文人喜欢革命,但喜欢革命的文人通常并不卷入日常政治实践,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经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生活超凡脱俗,甚至也不是政治科学方面的专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不懂实际政治的人又有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非常关心公共问题,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

(二)为什么革命爆发在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

  这就决定了文人关心的是些革命的大问题,"原则"问题,"顶层设计"问题,比如社会的原始形式,公民的原始权利,法律的原则与习俗的谬误等等,他们要做"总设计师"而不是工匠。大革命前夜,法国文人更是高谈阔论,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又浅尝辄止好高骛远,并不把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作为"志业"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托克维尔说,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短小的诗文。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诡异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尽管这些理论大师们设计的"政治体系"五花八门,彼此分歧巨大以至根本无法从中调和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理论,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这些激烈争吵、充满差异的作家们至少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即"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第175页)文人政治哲学的精髓是迷恋理性设计而轻视经验和传统,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按照先验的理性规划进行建构。这大约正是哈耶克一直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迷思。大革命的精神与此是一致的,爱好普遍理论和完整对称的体系,蔑视现存事物,高度信任理论。总之,革命家和文人一样,都喜欢逻辑先行,天马行空,企图一揽子解决问题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或许是"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但"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第175页)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迷恋理性并不稀罕,至少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3000 年来,它不断地在人类、特别是在文人的想象中闪现。但奇怪的是它为什么在18世纪的法国占据了所有作家的头脑,甚至普通大众和贵族阶层也难以逃脱其致命诱惑?它"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却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呢?"(第175页)

(三)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

  托克维尔深刻指出,原因首先在于当时法国没有公共政治自由,作家们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很少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对于公共政治的实际经验,也没有机会受到这方面的教育。这使得他们盲目地相信宏大理论,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第177页)这大概就是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性"的根源。托克维尔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经验和从政能力是在公共政治实践中积累和培养的。哪怕他不直接参与政府管理,甚至不问国事,但只要在自由社会生活过,参与过其中的公共争论,就受到必要的公民政治教育。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正是由于缺少公共实践和公民教育,而且也不曾对政治学进行专业研究,"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第177页)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同样因为缺乏公共自由和从事公共政治的实践经验,广大民众也同样喜欢天马行空式的革命幻想。结果,在政治上同样无知的民众对高举革命大旗的文人"言听计从,衷心拥戴。"托克维尔痛心地指出:"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第177页)缺乏公共政治生活使人们不了解革命的危险并迷恋抽象理性,在这里,迷信抽象理论的文人和头脑发热的民众可谓一拍即合。

(四)中央集权制让各阶级彼此隔离,漠不关心

  迷恋彻底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人们,包括文人和大众,对旧制度感到绝望,他们感到法国不可能通过逐渐改变体制来适应新形势。正是当时特权泛滥的现实促使人们在观念中拥抱"人人生而平等"的乌托邦思想。一方面,特权已经失去其天然的合法性,人人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实际情况却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旧法律、旧政治、旧惯例的妨碍,同时又看不到任何医治这种痼疾的药方,结果是被推入两难选择: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

  法国文人的文学政治影响深巨,对文学政治的爱好甚至"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特权损害的纳税人,听到"人人均应平等"的口号无不精神振奋、欢呼雀跃。他们的各种利益诉求现在都可以乔装成高深的"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第177页)

(五)启蒙思想如何俘获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不但平民百姓,贵族也迷恋和拥戴文人及其文学政治。关于贵族和作家的关系,托克维尔指出:贵族阶级在其兴盛时期不仅领导政治事务,还领导舆论,是他们给作家定调子、赋予作家及其思想以权威,而不是相反。而到了18 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而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第178页)吊诡的是,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还全力支持作家的革命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第178页)这无异于在享受特权的同时嘲笑特权。托克维尔感叹:"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这样盲目地促进自己的灭亡,常常令人惊异"。(同上)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问题依然在于自由体制和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乏。因为要使上层阶级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由于表面上什么也没发生变化,他们以为一切都原封未动。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他们先辈的观点上面。"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新危险的来临,没有意识到自己鼓吹的思想会最终埋葬自己。他们依然像15世纪的贵族一样在谴责王权的侵越行为。

      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

  托克维尔说自己细心阅读过1789 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把这项浩繁的工作做完后他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第179页)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却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长期以来,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的这种经验贫乏症并不使人惊异。使人惊异的是,就连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宫、总督,也同样对革命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第179-180页)

      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

  英国的情况就非常不同。托克维尔指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政治家是混合在一起而不是相互分离的,这完全归因于英国具有深厚的公共政治传统。"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而且认为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有些人负责领导事务;另一些人负责指导思想。"(第180页)这种分离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懂真正的政治:官僚只知道行政的"细枝末节"而不懂治国之道,而制定抽象原则的文人则一味幻想空谈。

(六)为什么文人成为政治家的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实社会结构不合理,现实混乱不堪,如果五花八门的法律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如果社会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不平等到处存在,更要命的是,如果在这个糟糕的现实之上又"建造起了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那么可想而知,它会受到人们怎么样的欢呼和拥护!"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第181页)

      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总之,"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第180页)真是政治自由的匮乏使得文人充当了政治教育家的角色。托克维尔感叹:"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第181-182页)作家们不仅为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文人的教育而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文人著作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第182页)

(七)为什么改革反而加速大革命的到来?

  文人政治终于大获全胜,大革命时期,"连政治语言也从作家所讲的语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第182页)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的教育。

  很明显,托克维尔对于文学政治并无好感,他的批判虽然不乏激进偏激之处,但却也充满智慧与洞见,对于同样具有深厚文学政治传统的中国,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乏启示意义。中国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对于革命的深度参与,他们充当革命的吹鼓手,其中不少还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他们的革命狂热性、激进性与其实际政治经验的贫乏之间也不乏联系。阅读托克维尔有助于我们对这些现象的深入分析。当然,我在推崇托克维尔的同时也想补充一句:警惕文人政治并不等于鼓吹官僚政治或犬儒政治。如果说文人政治的缺陷在于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缺少可操作性和务实精神,那么,官僚政治或犬儒政治的缺陷也是致命的:缺少价值维度和理念维度,仿佛政治就是权术。我有一个看法:与只会空谈的文人和只会权谋的政客都不同,真正的政治家是这样的人:既有价值理念又不乏务实精神。当然,把两者统一在一起的是自由国家的公民政治实践。

      大革命前夕(1787),路易斯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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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们是否甘当“平等的奴隶”,而不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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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而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做开明君主制的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如果这是法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大革命岂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托克维尔如是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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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岐山同志为何推荐这本书,对当下中国推进改革有何启示?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我本人则比较认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高毅教授的观点即《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为我们揭示了:

      首先,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其次,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先进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既得利益者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最后,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蔑视古代的哲理和文化的发展方向,一味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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