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出路,新生代农民工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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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课题组  

沈原、汪建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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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58.4%。在一些省份和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该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75%之多。与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但数量占优,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特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2月6日发布了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该研究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教授主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支持,研究成员包括郑广怀、周潇、孟泉、汪建华等青年学者。报告从主要工会、劳工NGO、非正式群体三个角度讨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趋势,应该说是近年来对当前中国的劳工问题最系统的探讨。

  这些年轻的工人在艰难地适应工厂单调重复的生产节奏之前,就已经在学校生活中养成了都市生活方式。学校教育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广泛使用互联网、工余时间与同伴好友不时聚会,进入各种娱乐场所消费。都市生活方式的养成决定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发展预期。与城乡、企业、国家也形成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型关系。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行动频繁多发,诉求发生了根本转变,集中体现为主动要求大幅度加薪、重组工会、落实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等。

   一、导言

  缓解工人集体抗争诉求经济利益事件的频发,政府和企业应直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群体新特征,致力于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批农业人口离开农业和农村,流入东部新兴工业地带和大中型城市,转而以务工为业。由此导致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之久,流动农民工数量之巨大世所瞩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894万人。

  

   然而,在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之下,[1]农民工只能作为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要素而存在,难以在城市和企业中寻求稳定、长远的发展。无论是在学术语言、新闻报导,还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话语中,“农民工”、“外出打工者”、“外来工”、“流动人口”、“打工仔”、“打工妹”这类称谓,也总是与他们在城市社会各企业间高度流动、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迁移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课题组前期的相关研究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的“短工化”趋势,是农民工高流动性的一个最新表现,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流动性随着其入职年份和出生年份的后移而逐渐提高。企业则通过各种制度和举措,如临时性的宿舍居住安排、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分离农民工原有的社会关系等,有意将他们的工作生活置于不稳定的境地,限制他们的社会交往和集体团结,由此造就了他们的“原子化状态”。代工帝国“富士康”层出不穷的抗议行动,如跳楼、罢工、骚乱,都反映了农民工在原子化生存状态下,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深层危机。

  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下的城市

   不过,“农民工生产体制”不可能根本泯灭农民工寻求社会交往和集体归属感的需求,在城市社会中面临的制度性排斥反而可能强化了农民工内部的“抱团倾向”,即利用各种非正式扭结团结起来。自农民工进城伊始,在行业、企业中的“老乡聚集”现象就非常普遍,有时,农民工还在特定的城中村形成地缘群体社区。相关的地缘网络和社区,是农民工寻求人脉资源、情感支持、社会生活、地方文化认同甚至公共服务的重要渠道。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政府和企业要求制度化的组织资源。在集体抗议行动中组建民主工会的诉求屡见不鲜;在企业工会的日常运作中,也可以看到部分农民工在推动工会民主选举和集体谈判方面的努力。一些地方工会、企业工会及其领袖也开始从被动到主动,回应农民工的行动和诉求,逐步推出工会民主化的相关举措。此外,劳工NGO与农民工群体的互动同样引人注目,近年来,劳工NGO的工作范围不再仅限于个体法律维权和社区服务,而是开始致力于推动农民工合理有效地开展集体维权活动,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主动寻求NGO的帮助。劳工NGO的相关活动对提升工人组织能力、构建群体内部互助网络、培育集体团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还力求从城市其他非正式团体中寻求支持,比如,在有些地区,教会组织为部分农民工提供了一定的精神支持,而帮派团伙则为一些农民工提供了另类的非正式就业途径和流动渠道。

  

   二、资料来源与总体判断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的社会群体特征:他们与城乡、企业、国家的关系均发生了变化。

   本报告致力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所有的分析均基于课题组成员的田野调查材料及此前的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1)此外,部分课题组成员曾长期与劳工NGO、工会和工厂内外的各种非正式群体保持互动,并持续追踪相关主题。这些活动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确定课题主旨和研究框架之后,课题组成员在2013年分别就劳工NGO、工会组织、非正式群体等相关组织力量与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地补充收集田野材料。课题组根据劳工NGO工作定位上的差异(社区服务、个体法律维权、集体维权),挑选典型的劳工NGO机构,遣派课题组成员以志愿者身份进入到这些机构实习并调研,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课题组成员也通过访谈、座谈等形式,在深圳、广州、北京、大连、郑州等地收集与工会相关的材料,访谈对象遍及地方工会官员、企业工会干部和普通农民工等。对企业内外农民工非正式群体的考察则主要基于长期田野经历的积累,课题组成员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补充重要材料:1、访谈基层干警和治安员,并在其引荐下,访谈帮派的中小头目,了解农民工与帮派的关系;2、进入到职业学校中,在学生群体中开展社会工作,并对“学生工群体”进行追踪研究;3、观察农民工参与教会活动的状况,并进行相关访谈。众所周知,在现存条件下,从事组织化方面的研究具有众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考虑到此种现实状况,本课题组透过多种渠道所收集的资料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可说已殊属不易,难能可贵。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为彻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例如,消费模式发生转变、社会关系逐渐由亲属老乡网络转向同学同事网络、普遍使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认同城市价值观。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新生代农民工中有85.7%的工人会上网,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长达2.7小时。他们把自身的发展定位也主要置于城市,调查显示,打算未来继续在城市而非乡村发展的比例高达58.4%。

   总体而言,相比以往,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组织化趋势开始呈现出如下重要转向:

  就认同与未来定位而言,他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明显的城市特征,如对工作发展性与舒适性的追求、对留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渴望。新生代农民工也强烈体现出想获得真正的城市身份、尊重与公平待遇的愿望。

   1、农民工组织化诉求日益增强。争取企业工会民主选举和独立运作,越来越成为部分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诉求。

  新生代的消费与城市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大体相同:喜欢新潮衣服,需要娱乐活动,更多地利用通信手段与人交流。在休息时间偏爱玩电脑、玩手机,喜欢上网,热衷以主动性和互动式为特征的信息使用、网络社交和娱乐。

   2、农民工组织化的渠道正在发生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先赋性的乡缘、亲属关系中获得支持,自致性的业缘网络逐渐在部分农民工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们也不再仅仅诉诸非正式组织渠道获取资源,而是开始尝试向劳工NGO寻求帮助,或者要求组建民主工会。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对农村生活较为陌生,也较欠缺认同感;有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减弱。从将工资结余寄回农村老家来看,老一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结余15377.49元,其中,有11063.25元寄回家,占结余的72%。而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的平均年度结余仅9683.78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3.73元,仅为58.4%。可以说,整个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老家的经济支持在逐渐减弱。

   3、农民工诉求的转变和集体抗议行动的增加,也推动了企业工会和劳工NGO等正式组织的转变。部分企业工会开始试行民主选举,并且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一些劳工NGO根据劳工群体特质的变化,也开始主动调整工作定位,将工作重心由原先的工伤维权、社区服务转变到推动农民工集体维权、培育农民工团结意识方面来。这些都是此种转变的鲜明标志。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收入更低、消费更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的整体特征。

   4、农民工中的积极分子、劳工NGO、律师、学者、高校学生等社会力量之间正在初步形成跨阶级的团结网络。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广泛形成利益联盟、农民工缺乏制度性组织渠道的背景下,劳资关系严重失衡,农民工即便经过长期的集体抗议,也很可能难以争取到应有的权益。有鉴于此,劳工NGO、律师、学者、高校学生等同情劳工的社会力量,以不断发生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为契机,与农民工一道,逐渐形成跨阶级的团结网络,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推进劳工维权抗争。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劳工集体维权行动中,由于体制对农民工代表的吸纳和保护严重不足,来自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恐吓、监视、刁难甚至抓捕时有发生,因此这些行动不断沉淀出一批具有维权经验和阶级意识的农民工积极分子,并逐渐成为以后劳工团结行动的重要力量。

  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排斥自己在户籍制度下的“农民”身份,积极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将近半数(4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只有25.4%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户籍身份“农民”表示认可。这一比例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更加多样且态度积极。有人明确表明,自己是“城里人”、是“劳动者”,是跟城市年轻人一样的“上班族、小白领”、甚至是中产阶级,而老一代农民工则多选“打工者”“个体户”,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奴隶”。

   当然,上述变化并不能掩盖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问题上的弱点与不足。从地域范围看,企业工会和劳工NGO的转变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内地城市虽然也开始不断地出现农民工集体抗议事件,但在劳工的正式组织渠道发展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从人数规模上看,企业工会和劳工NGO的覆盖范围也非常有限。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调查数据显示,20.9%的农民工报告说所在企业有工会,加入企业工会的农民工仅有10.2%,只有7.2%的农民工报告其所在企业有民主选举的工会;另外,仅有2.3%的农民工参与过劳工NGO组织的活动。特别是从农民工的组织化意识来看,很多农民工对企业工会和劳工NGO仍然抱持实用性、工具性的态度。在许多集体维权案例中,农民工对争取眼前利益更感兴趣,但是对长远的组织建设却缺乏热情。最为重要的是,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面临的制度环境仍然没有太大变化,权力机构仍试图将基层工会和劳工NGO纳入其严密管控之下。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继续在阻碍他们成为“城市人”。“农民工生产体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固化了这种制度。

   农民工的各种组织化渠道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劳工NGO与工会之间、正式组织渠道与非正式组织力量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相互转换甚至相互竞争的关系。在很多地方,工会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的不作为,提供了劳工NGO介入农民工集体行动,参加集体谈判的机缘和可能。而劳工NGO的上述行动也使得官方工会开始感受到压力,并开始自上而下推动工会民主选举。同样,当农民工正式的诉求表达渠道缺失时,他们当然会借助工厂内外的非正式关系网络进行非正式抵抗或组织集体抗议。而农民工借助非正式组织资源发动的抗议行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工会等正式组织的转变,并为跨阶级行动网络的形成提供契机。如果不赋予农民工制度化的组织渠道,如果其通过温和、有序的抗议行动难以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农民工很可能通过另类的抱团方式获取自己的生存资源,或者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一些大型的城市骚乱和工厂骚乱事件中,地缘帮派和“混混”团体便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新生代农民工新的社会群体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像老一代那样,采取“候鸟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三、非正式群体:推动农民工组织化的草根力量

  

   工厂内的非正式关系网络,是农民工的集体抗议和日常抵抗能够借用的一个主要资源。地缘网络依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内最重要的关系聚合形态,就此而论,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无根本区别。受访农民工报告说:49.8%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亲友熟人找到目前这份工作;10.4%的受访者报告说所在企业有“老乡会”组织,一多半的新生代农民工(58.1%)加入其中。这种借助于传统地缘网络组织起来的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无二致。

  寻找向上的就业空间

   不过,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形成超越传统亲缘、地缘关系的业缘网络。我们的调查表明,从讨论网来看,当新生代农民工遇到重要问题时,家人、亲属、老乡作为最重要的意见咨询者的比例,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所降低,40.7%的新生代农民工会首先选择与朋友讨论,比老一代高出19.5个百分点。同样的趋势也反映在其手机联系网中,25.1%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同学、同事视为最主要的手机联系人,比老一代高出14.2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业缘关系网络的形成与其就业前长期的学校教育经历密不可分。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53.7%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中高等教育,40.2%在毕业当年直接进入企业工作,6.6%由学校组织入职,这些比例均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学校教育首先为年轻农民工在工厂的人际互动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天然的同学、校友网络,这在被成批招入企业的“学生工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学校教育与住校生活经历更是奠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开放的消费和交往方式,在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年轻农民工往往以频繁的集体消费、休闲活动和共同劳动生产经历为中介,迅速与其他同事建立广泛的联系。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企业的新型劳动者,有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追求。在企业中,他们不再仅仅是埋头干活,挣钱吃饭,而是对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个人发展前景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

   新生代农民工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有的工厂体制。在许多专制型工厂中,农民工的来源地高度分散多元,虽然他们在厂区内高度聚居。但相互错班的工作与休息安排却往往倾向于削弱而非促进工人之间的认同和团结。在压抑的管理文化和灵活的用工形态下,青年农民工的频繁换工,也不断削弱和瓦解他们的地缘、业缘关系网络,并屡屡将他们抛入陌生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中,以至于他们对营造新的社会网络和社区生活缺乏兴趣和能力只能囿于各种个体化的活动如电子娱乐等。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无根的漂泊状态,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其个体化、原子化生存状态的形成。因此,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享有在学校教育中形成的关系网络和开放的生活交往方式,其有助于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发育和社区生活的营造,但世界工厂普遍盛行的专制政体和日常生活中公共服务的缺失,却更有可能造就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和企业中原子化的生存状态。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不但接受了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而且也更多地参与了技能培训,更愿意在技能培训和其他学习培训上投资。

工厂内非正式关系的形成,对于农民工具有重要的意义。非正式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借以进行集体抗议和日常抵抗最为重要的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环境,希望工作环境安全、企业管理规范;在工作选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关注工作的晋升空间。虽然部分企业糟糕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食宿条件,会同样造成两代农民工的不满,但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且更多地关注工作本身的意义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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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八个月就要换一份工作,而老一代农民工一份工作差不多会做两年。从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看,新生代也要比老一代短许多。截至2011年,就总体(包括换过工作的和没换过工作的农民工)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6.2年,大约是新生代农民工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2.1年)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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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离职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工资或福利待遇差”,两代农民工中都有超过50%的人因此离职。“工作环境差”是两代农民工离职的第二大原因,老一代和新生代中也都有超过25%的人因此离职。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的是,有22%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晋升空间小”而离职,还有18.4%新生代农民工将“工作太无聊”列为离职原因。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因这两个原因离职的比例只占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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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前述“拆分型再生产制度”并存的“工厂专制政体”也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原因。“工厂专制政体”主要指生产过程中高强度、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而缺少人性的管理制度,肮脏、恶劣与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9天,在这一点上与老一代相差无几。在他们中,有13.6%受过工伤,7.6%得过职业病。如果考虑到外出务工时间的因素,就可看出,他们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伤害。此外,他们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还低574元。可以说,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更低、受工伤和得职业病的比例也更高,而他们从企业中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比老一代农民工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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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工作和职业发展具有更高期望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通过群体行动和依法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甚至还努力争取推进制度的变革。他们除了以频繁换工作的“短工化”就业方式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也开始在公共空间争取话语权,反抗身份歧视,并努力争取城市公民的身份。

  

  从维权运动转向利益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更为频繁地卷入集体抗争行动。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新生代平均外出务工年限远低于老一代(分别为4.3和12.4年),权益受损的比例相应也更低一些(分别为14.1%和19.5%),但是,有群体维权运动经历者的比例却与老一代没有显著差异(分别为4.5%和5.0%),这意味着新生代比老一代更多地参与了维权活动,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行动还反映出,他们不仅频繁参与各种抗争活动,而且在诉求目标、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互动方式等方面,都显示出新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被动维权”,即在自身权益严重受损时才起而维权,而是更为主动地采取行动,无论是自身权益受损,还是身边的亲友、老乡、同事权益遭受侵害,甚至与自己不相干的其他工友面临不公待遇,新生代农民工都明显比老一代更愿意参与到相应的群体性维权活动中去。

  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企业利润增长状况,提出分享更多劳动成果的要求,从而推动维权运动向利益诉求转变;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对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表达出更为强烈的要求。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制度诉求直接挑战了现有的规制方式和工厂政体,迫使政府和企业部分地对其行动做出实质性回应,例如,加薪、重组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在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引发的汽配行业的罢工潮中表现得至为明显。电子业的“欧姆停工事件”则推动了工会直选在深圳的逐渐推广。这些抗争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

  近几年,农民工与本地人的大规模群体性冲突时有发生,2011年的“潮州古巷事件”“广州增城事件”和最近的“中山沙溪事件”都是例证。这些冲突事件表面上看是地域族群矛盾(如四川人与广东人)的激化,实则是农民工对于“二等公民”身份不满情绪的爆发,是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必定引发的社会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反抗歧视,争取城市公民权之前奏。

  可以预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以流出地的城镇为基点来思考他们今后的发展前景,因而对于他们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如不消除,必将引发更为强烈的反抗。国家通过司法规制将农民工的维权行为限定在个体的、基本生存权范围内的传统做法已难以为继。

  

  打破旧体制牢笼为惟一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及其积极抗争行动,预示着“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四个十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要求全社会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

  近几年,有关农民工问题已经开展了若干方面的工作,比如允许社保接续,部分地区开展了取消户籍制度的试点等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还远远不够。虽然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但难以满足逐渐增加的各类花费支出,增长的收入被不断上涨的房租、物价侵蚀,维持型的收入水平难以支撑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某些福利待遇仍然与户籍挂钩,难以覆盖到农民工;社保接续难以转走企业上缴部分等等。

  只有彻底破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才有可能使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和生活更有尊严,才能最终使他们摘掉“农民工”这顶体现着社会不公正的帽子。政府和企业应直面“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内在矛盾,在企业中落实“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社区公民”身份。

  

  出路何在

  

  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基本方向。随着中等教育普及,劳动力构成逐渐改变,老一代、低学历的农民工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他们的诉求已经明显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更多地是以城市为基点来考虑未来的发展,这与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必然发生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他们正以越来越积极的行动表达对这一体制的抗议。日益激烈的维权抗争行动表明,现行“农民工生产体制”已经难以维系,必须加以改变,这正是调整劳动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企业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厂中不仅仅是劳动者,受到经理层的管理和约束,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自己的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诉求。企业公民权利包含很多内容,但是,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议价机制。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中,集体议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长期以来处于低水准状态,难以反映市场用工、物价水平、企业利润等方面的变化,阻碍了工人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自身利益。

  课题组发现,从现在开始逐步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企业公民”的权利已具备可行条件:第一,农民工自身素质已有极大的提高。很多工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和各种渠道获取企业和行业相关信息、查询法律知识并认真汲取其他企业的工会运作和集体谈判经验。第二,基于经济诉求的行动更易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在课题组搜集到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案例中,经济目标都非常明确,不符合企业利润状况的加薪要求和激进的政治诉求微乎其微。第三,法律和市场是农民工行动和谈判的两根准绳。工人在行动过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动方式是否违法;在提出诉求和进行集体谈判时,往往将物价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资水准、市场用工状况、企业利润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依据。集体议价机制的实现,将是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还将促进消费,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在城市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农民工有权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要完全实现农民工的“社区公民”权利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只能逐次推展,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安排的考虑和各项具体的政策设计。近几年,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爆发的一些剧烈的群体性冲突已经表明:为从根本上化解当前困境,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此种“社区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已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

  

  课题组成员包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毕向阳、何江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李阿林,博士研究生汪建华、黄斌欢,硕士研究生李林卓、李蓝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顾晓今、姚晓迅、江发文。

  

  作者: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

  来源:《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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