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思想断层与理论困境,浙江社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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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出现一系列乱象。很多国际人士,包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名学者如沃勒斯坦、尼尔·弗格森等,都在探讨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和制度性衰退问题。资本主义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根源何在?有哪些具体表现?将对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本期观察版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梅宁华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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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劣质化的必然结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韩 震

  本文核心观点

资本主义曾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断显现和加重,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现,并演化为时下的系统性危机。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有助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没有科学的理论,便没有合理的社会秩序,无法推动社会进步。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酝酿和爆发

  ●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没有变,但表现形式不仅是所谓“周期性”,而且是整体陷入了思想断层和理论困境。

历史上,资本主义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并在上个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恢复性的快速发展,同时其内在矛盾和问题也在加速积累。20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未见起色。2002年,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安然公司在几周内即宣告破产。此时,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次贷问题已导致新的危机,积累着更具破坏性的负能量。这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发的金融风暴,从2007年8月起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控制整个社会,而资本又控制在大财团、少数人手里,也就是说,少数人控制了整个社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个缺陷是本质性的,无法改变的。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10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混乱、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难以解决,就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试图通过对外干预转移国内民众视线,造成阿富汗、中东等地的混乱。反过来,对西方干预的愤怒则转化为仇视性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在西方社会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战乱导致的难民潮使欧洲各国疲于应付、不堪重负,加深了西方国家之间以及西方各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描述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从这些现象可以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不是局部的、个别领域的危机,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危机。

  ●现在对所有以西方学术为范本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应提出质疑。我们应该在质疑、反思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体系,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特点

  ●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已经滞后于它的社会发展进程,而且仍在把资源消耗在空喊口号上,高度意识形态化,而且缺乏反思,导致陷入思想断层。

波及的范围广。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为了自己先“上岸”,长期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等各种转嫁危机的做法。这不仅不能消除危机,反而让危机进一步扩散开来,威胁到世界各个经济体。首先是冰岛银行瘫痪,接着是爱尔兰金融紊乱,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发生经济困难,随后发生了震动欧洲和世界的希腊濒于破产事件,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下,欧盟显然难以保持团结一致:匈牙利等国对欧洲难民政策公开唱反调,英国因一次仓促的公投就退出了欧盟。出于自保的考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贸易的幌子,公开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设立各种壁垒。这不仅使资本主义的危机波及新兴经济体,而且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纠纷。过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大肆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其商品市场和初级原料来源地;而当发展中国家有了一定的竞争力时,西方世界却想方设法进行贸易保护,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虚伪性。

  ●资本主义的思想老本已经所剩无几,这是这个制度最深刻的危机。

涉及的领域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涉及制造业、国际贸易,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致出现价值观危机和文化危机。美国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断转嫁危机,这不仅导致欧洲经济出现紊乱,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贸易萎缩和经济下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先后出现困难,希腊经济更是一泻千里。美国虽然最早脱离险境,但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对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束手无策,更无法解决失业率高企和贫富分化的难题。这导致美国社会结构的退化,即曾经使美国保持稳定和强劲发展的中产阶级出现缩小的趋势,同时中产阶级收入整体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到美国2014年总收入的49%,比1970年的29%有所上升。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2014年占到43%,比1970年的62%显著下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国家处境更加困难。比如,巴西经济已连续多年负增长,仰仗石油富甲天下的沙特阿拉伯等国也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爆发的根源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这个一直自诩为人类社会终极制度的社会形态弊端愈益深重。但从目前的讨论看,中外学者的认识还只局限于经济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能力层面,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根源没有变,但表现形式不仅是所谓“周期性”,而且是整体陷入了思想断层和理论困境,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命运。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没有科学的理论,便没有合理的社会秩序,无法推动社会进步。理论又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否则便成了发展的障碍。理论迷信在中国已被打破,而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则仍盛行,这将是西方难以自拔的症结所在。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垄断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旦得不到遏制,必然导致经济生活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进而导致经济链条断裂。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收益,不仅任由经济泡沫泛起,更将劣质资产包装成新的金融产品再赚一把,导致泡沫越吹越大、危机越来越深。实际上,危机的根源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供需结构不匹配。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起因则是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因为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必定日趋严重;贫富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从系统性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是资本演进的逻辑使然。此外,资本主义发展所依托且不断强化的个人主义和尔虞我诈,不仅不能让大家携手走出困境,而且进一步恶化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僵化和民主制度的劣质化密切相关。西式民主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但目前已是弊端重重。这首先表现在重竞选、轻执政。为了攫取权力,政客们往往许诺许多超出客观条件的福利,结果不是“放空炮”,就是造成巨额亏空、加重财政负担。其次表现为民主政治被资本绑架,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一些西方学者调查发现,左右美国政策的不是民主,而是财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毫不避讳地谈道,美国的政治体系看起来往往“倾向于富人、有钱有势者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第三,表现为以执掌政权为唯一目的的竞选,日益恶化了政治生态。美国学者胡安·林茨在《总统制的危险》一书中警告,美国的总统制民主天生不稳定,容易瘫痪和垮掉。他认为,美国民主政治应该存在“适度共识”,即存在两大政党达成妥协的中间地带。如果没有这样的地带,就无法避免权力争斗和两败俱伤。问题是,这一中间地带已不复存在。

  一、资本主义思想理论始终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

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权利,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资本的逐利性和这些价值观的理想性之间就开始出现裂痕。西方国家的政客不断高调宣扬所谓“普世价值”,但一遇到利益冲突就暴露了真面目。美国学者查尔斯·M·布洛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已经终结,进入了“后理想主义”时代。在“后理想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中,魅力比思想重要,实力比原则重要,粗鄙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真实可靠。民粹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化逻辑发展的结果。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固然存在种种弊端和不确定性,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诩“政治正确”的西方政治精英已无法有效把控大局,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已陷入“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对立的危机中。

  

当今聚焦: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起,它的思想理论就是支撑其发展的基石,兴盛来自新思想,危机则存在于无法解决的缺陷。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苏长和

  从世界范围看,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历史是由西方文明主导的。西方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7、18世纪,世界历史继承前一时期的巨大转折和变化,向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在欧洲和北美,封建主义的基础受到冲击,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来临。继尼德兰革命之后,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欧洲大陆的主要封建国家也陆续进行改革,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社会巨变的大潮中,欧洲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整套构想。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政治制度设计、社会伦理体系,基本都是资本主义早期至中期形成并发展的。这期间出现了一批思想理论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洛克、孟德斯鸠、富兰克林、杰斐逊、拿破仑、卢梭、凯恩斯,等等。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成果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力量。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经济领域,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从影响程度和范围看,这场危机当属近百年来最严重之列,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人们思考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层次问题。

  任何社会制度在它出现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奴隶制、封建制是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也同样如此。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社会关系的进步。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突出表现为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

  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充分利用了资本这个最活跃的因素,发挥了资本整合资源的优势,促进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以往资本是得不到充分发育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

此轮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发端于金融领域,但突出表现在债务问题上,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势: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不少国家甚至超过了80%甚至90%的高压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早已有之,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陷入整体性、系统性的债务危机,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存在弊端。这些弊端有的在早期没有表现出来,有的则被一时的繁荣所掩盖。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来分析,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带来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历史问题,包括在制度设计、价值体系建构上存在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大体说来,有如下三个根本问题:

造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金本位制脱钩后,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美元扮演的国际货币角色,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维持长期逆差,这就进一步使生产与消费发生分离。跨国公司的贸易迅速扩大,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诸多产业向外转移,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领域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而多党政治体系中政党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党的胜选需要,又从体制上助长了福利扩张和财政透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一,资本的原始掠夺性。资本的集中,资本的原始积累,靠的是掠夺、殖民、贩奴,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资本积累方式不只是原罪,也是资本的属性之一,即掠夺性。从资本出现至今,资本积累的过程都难以摆脱这个特性,这是近代以来造成战争的源头,也是当代国际强权政治“丛林法则”的根源。现在西方国家搞的所谓金融创新也有掠夺性。以前是用武力赤裸裸地掠夺,现在是用和平方式悄悄地掠夺。为什么要改变策略?这是因为几百年过去了,资本明火执仗式的剥削和掠夺方式已难以为继,只好改变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转换剥削手法,借助金融创新,垄断金融市场,操控全球经济,把他国的财富通过金融创新转移到自己手中,从而维持自己的繁荣。

缺乏节制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现实生活中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不确定是常态。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特别是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或者采取投机、欺诈行为,从而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损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累积起来,就会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甚至产生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有人将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形容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这与我国古代“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节制财政思想截然相反。这种状况自然无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导致债务危机。

  第二,资本垄断了社会。资本主义建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基础上,通过价值规律,曲折地达到了一个供需的平衡,又通过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实现社会的平衡。资本集中以后,实际上,社会结构的核心是资本控制了社会的运行,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控制整个社会,而资本又控制在大财团、少数人手里,也就是说,少数人控制了整个社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个缺陷是本质性的,无法改变的。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的集中,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从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来讲,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小政府、大资本”的结构,政府不仅不能约束大资本,维护公共利益,反而成了“大资本”的代理人。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云顶娱乐网址,  第三,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危及社会发展。民主、自由、平等是资本主义的道德号召,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保护私有资本。为了追逐资本利益,必然提出要摆脱各种束缚,私人权利至上,这对社会发展有致命的危险。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致,社会协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主义的封闭性,决定了它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是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悖的。

债务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国家公共开支的剧增同经济复苏乏力、税收减少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攀升。只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膨胀速度,国家支出与国家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必然导致债务问题越积越重。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应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不断。为了缓解债务危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财团的巨大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二、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危机

这一轮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褪色。二战后,西方几代理论家苦心包装的所谓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价值观,既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和反思,又在国际上遇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阻击。曾经被宣扬为一些西方大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逐渐流失。危机之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轮危机对全世界来说,还是一场生动的政治制度教育。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掣肘、漫天许诺、彼此否决、分裂对立等现象,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这种制度体系的合理性。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契机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继遭遇严寒,政治制度缺失尽显,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缺陷随之暴露出来。但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根本上仍是思想危机,思想陷入僵化,理论发展停滞,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枯萎。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体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打开了新空间、提供了新契机。

  第一,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不能深刻认识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解决方案,而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能推进解决根本性问题。

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构造了一个包括中心和外围的体系,使其可以将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几乎不受限制地转嫁到外围和边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消极外溢效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在国内和国际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固有的成本社会化和利润私人占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不具有在内部消化危机和压力的能力,它只有不断通过成本的外部转嫁才能维持运行。这与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是背离的。近年来,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机转嫁。这表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前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一夜之间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有西方学者断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这就是所谓的“终结论”。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失控造成的灾难彻底打破了这种“终结论”。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自身的弊端,资本主义终究只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所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如果纵容一些国家将内部成本转嫁给别国承担,或者对此类现象束手无策,这样的体系就不可能公正,也很难持久。正因如此,国际金融危机后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取代过去的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系统性债务问题,使得其承担世界经济政治治理责任的信用和能力受到质疑。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制力量。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

  第二,思想陷入僵化。资本主义当前最大的危机是思想的僵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新的思想遭到排斥和禁止。

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国制度体系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积极作为,为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始终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下来考虑,通过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同时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以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种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制度方案,它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以内部制度创新的方式消化压力,而不是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对外扩张、搞殖民地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很重视将合理的国际方案通过国内发展规划予以认真落实,这种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保持协调的方式,是中国制度体系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在对外关系上的逻辑迥然有别,为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拓展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视野。

  西方盛行的自由主义是典型的保守主义思维,奉行个人自由、市场自由,几百年来未曾根本改变,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英国《金融时报》称,30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上至下形成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但西方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这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

‍ 思想纵横:风物长宜放眼量

  西方奉行的所有理论成果大都产生并形成于资本主义早期,即它还是一个新生社会之时。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其后鲜有创新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则没有新的理论产生。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被奉为“神话”:它等同于自由、民主,所有人都能在这一制度下致富;资本主义是具有“终结”意义的,是最先进的,别的都是落后的。其实,神化就是僵化,或者说,首先就是僵化、固步自封,拒绝接受别的文明。实践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以旧理论不能解决新问题,而思想僵化是阻碍资本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要害。如果理论上不与时俱进,没有创新和突破,沉醉于“终结论”之中,现实中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和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彭国华

  第三,意识形态偏执。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标榜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并将自己打扮成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舆论民主的榜样。但据统计,美国拥有4000种专业刊物、8000种娱乐杂志、9000个广播电台、5000个闭路电视系统、2000家出版公司,有14500家电视台、6983个电台全天播放节目。这些传媒机构推出的内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其中均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维护资本主义“秩序”,求证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等的合理性、神圣性;诋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反其它文明,揭示其“荒谬性”和“短命性”。而这种空喊意识形态口号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在人类已走过的21世纪历史进程中,要论及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事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可以重重写上一笔。这场2007年肇端于美国华尔街的危机,至今仍然阴云不散,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步履蹒跚、前景不明。与此同时,一直热衷于向世界推销其“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猛然发现,自己已陷入“后院失火”的尴尬境地:“华尔街运动”轮番在美欧上演姊妹篇,“收入鸿沟”引发众怒;“棱镜门”“邮件门”事件接续曝光,自诩“政治正确”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光环尽失;难民潮不断涌向欧洲,暴恐事件在德、法等国此起彼伏,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欧盟一体化、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尖锐挑战,使得一个经典理论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资本主义是否已陷入系统性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很多政客都在努力当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已经不是理性地研究思考问题,而是把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当作教义维护。一切与之不符的都被视为异类。这使资本主义从整体上丧失了认真思考的能力和科学态度,既不能实事求是,也不会借鉴他人。

也许很多西方人士并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承认危机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将其严格限定在金融和经济的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世界上是否存在孤立的金融危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否只有金融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而后者则对前者起强大的反作用。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来观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必然深刻影响其政治上层建筑,同时也是其政治上层建筑诸多危机在金融和经济层面的暴露。因此,仅仅从金融和经济层面来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事实上,近年来在欧美社会频繁出现的各类危机与乱象,也远非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能涵盖,而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内涵与特征。

  第四,利益结构固化。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发展,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并且固化。利益集团与统治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打破原有结构,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以美国为例,大军火商财团和华尔街金融财团掌控了美国社会。二战以来,美国好战本质的后面,是国防工业合同商这个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与政客挂钩而维持不坠。任何使军火商失去巨额利润的社会变革都不可接受。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华尔街被公认为是将全球拖入漩涡的恶源。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怒斥华尔街高管们的奢侈行为“离谱”、“无耻”。但任何美国政客都不能开罪华尔街。历史上,多位美国总统曾对华尔街下手,最著名的案例是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总统制定投资和银行业务分离法案。可一旦经济形势变好,华尔街又成功使这项法案无效,投资银行又咸鱼翻身,卷土重来。所以,利益固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主动的变革难以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这一科学论断穿透近170年的历史烟云,仍然可作为我们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锐利武器。在它的烛照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社会财富在大资本家、大财团手中的过度集聚,正是西方垄断资本在其本国甚至全球范围的无序扩张和增殖,正是资本与政治、文化的“联姻”与“合谋”,才使得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个链条中蔓延,成为一种系统性存在。与此同时,作为系统性危机的最大受害者,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也在加强“革命性联合”,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再度觉醒,“华尔街运动”、巴黎“黑夜站立”运动等次第爆发就是明证。“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与所谓“历史终结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显然更有现实依据和说服力。

  

然而也要看到,“两个不可避免”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是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马克思同时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判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以蒸汽机和电力为主导的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而且在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又抢得了先机。现在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气数已尽”,还为时过早。同时,尽管欧美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反垄断资本的意识在增强、行动在升级,但尚未从自发走向完全自觉,尚未形成科学组织,尤其是未能从掌握“批判的武器”上升到进行“武器的批判”。由此来判断,“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观察和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决不会”都应成为认识基点,而不可有所偏废。

  三、思想理论创新决定社会发展进程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危机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供了最新佐证。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个不可避免”还将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冷静地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将长期面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优势的压力。风物长宜放眼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需要建立在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基础上,都需要经历时间的洗礼和检验。对此,我们应有足够耐心和历史智慧。

  

  近些年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提醒我们: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都不足以一劳永逸地解释当代世界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对很多基本判断需要质疑,需要重新认识。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没有思想创新,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产生巨大进步。我认为,现在对所有以西方学术为范本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应提出质疑。我们应该在质疑、反思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体系,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

  在理论创新方面,我们过去也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就是思想的僵化和教条化。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就是解放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会去刻意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对利益格局做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整和改革。在当代世界格局下,要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核心是思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势所必然。

  实践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对老祖宗的理论,我们一直都在丰富和发展。对从各个渠道传播进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经过了消化和创新。没有对共产国际那套理论的质疑,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没有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质疑,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对西方盛行的一整套理论的质疑是很不够的,很多人只看到了其先进性、系统性,没有看到其落后性和封闭性,福山“终结论”的出现就是缺少质疑精神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落后于世界发生的大变化。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信息化、智能化在极大地挑战着人们的接受能力。与过去比,变化大,进步快,用陈旧的西方理论来解释今天的世界根本行不通,西方人观念中很多的既有结论已经动摇了。所以,我们有必要质疑现存的所有西方理论,探索适合当今社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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