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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进入专栏)  

王也扬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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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根据不少读者的要求,沉思网网特发郭世佑教授的一篇旧作《走近真实与“走向共和”》。该文是2003年春《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时,作者应《浙江教育报》之约撰写的长篇专论。目前,郭世佑教授正在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约,赶写《教科书以外的辛亥革命》(暂名),准备结合自己整整30年来潜心研读汗牛充栋的辛亥革命历史资料与各种胜利者的回忆,用可靠的资料来说话,既纠正教科书与政治宣传精心构建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定论与刻板印象,打破国共两党先后组合的某些历史神话,也不同于当代某些作者与网络舆论离开历史资料的丰富想象,并不刻意贬低辛亥革命。该书预计2011年5月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将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隆重献礼,预祝郭老师的新著早日出版。

   翻开郭世佑教授的学术自选集《历史的误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版),30年前那位圆圆脸庞、好学腼腆的湖湘青年形象又腾现脑际。那是1985年暑假,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规模不大,史学大家倒是到得很齐,京沪两地的学者占了大半。世佑是在历史本科毕业不久,以益阳师专的教师身份参会,学术起点最低,年龄最小,他提交的论文却直逼洋务运动的评价标准问题,从近代历史潮流的高度,追问洋务运动的“反动性质”这个多方认可的定论,引起李时岳、赵矢元、陈旭麓、丁日初等前辈史家的关注。及至1990年代初,笔者已从教育部调到《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收到李时岳先生推荐的世佑新作《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感觉作者已经是一位从论证到表述都挺老练的同辈学者了。世佑的这本自选集取名“历史的误读”,触及一个严肃的话题——在国人所接受的教育中,对历史的误读实在太多。吾等学习与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误读到辨误,再到求真的过程。

  

   中国近代史离我们最近,抑或我们就在其中,按理说来,容易看得真切,而恰恰由于离得近,它与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利益、立场纠结在一起,其庐山真面目却被“此山中”人看不大清。近代中国多难,救国成为第一要务。救国党人都是英雄好汉,但有一个通病,唯我独尊,排斥异己,把自己的“不是处”和人家的“是处”给遮蔽掉。譬如梁启超当年写《戊戌政变记》,曾经成功地将自己一派维新党人说成是救国的核心,其史学影响超过百年,但他后来也承认,书中写的历史未必都是事实。孙中山的继承者们则发明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历史言说,指责“异党”统统“祸国殃民”。加之当了权的救国党又都喜欢专政,只拿自己书写的历史课本教学生,容不得其他信息,所以世佑指出的“历史的误读”,原本就是国人所受教育的常态与共识,包括我国的历史学界。

  一、电视媒体的神力

   世佑的幸运在于,不仅赶上了“思想解放”的黄金十年(1979~1989年),还得到林增平、李时岳、陈旭麓、丁日初等举足轻重的史学大家不约而同的关注和指点,乃至走出湖南,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师辈,踏上“辨误”、求真的治史之路。

  

   据我所知,李时岳是对世佑影响最大、关爱亦最多的前辈史家之一,彼此的书信往来颇多。李先生为中共烈士之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在1980年代初,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把生产力的变化作为历史运动的基本线索,贯穿太平天国、洋务自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大事件,构建了“四个阶梯”说的近代史解释范式,其史论的逻辑性很强。李时岳指出,中国是被西方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太平天国虽为传统农民起义,但时代丕变,旧中出新。曾左李等靠镇压“长毛”起家,却见识了西方生产力的厉害,欲“师夷长技”。洋务运动虽为清廷借洋自强,却引进了最终将其送进坟墓的新生产方式。维新运动的意义不在于“以其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以往史坛对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立足于批”,认定“人类如果不能在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就应当永远像狼群一样在原始森林里徘徊;从原始人群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切文明、进步,都是必须诅咒的”。这种原则似乎很革命,实则“革革命的命”[1]。李先生的这番宏论在今天已成学界之常识,当年却是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先声。在世佑文集中的许多篇章里,都可以看出李时岳的影响力,有的读者还把世佑当做李时岳的研究生,世佑则纠正说,自己顶多只是李先生的“私淑弟子”。尽管如此,吉林大学前年为李时岳的大弟子、原吉大图书馆馆长宝成关教授的七十寿庆主办学术活动时,也特邀世佑以与会学者的代表身份致辞。口才与文才俱佳的郭世佑即兴开场,畅所欲言,引发全场的阵阵掌声与学界同行的关注和思考[2]。

  近一月来,随着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出台,省内外的师友与媒体纷纷来电,电子邮件也像雪片一样不断飞来,索取观感者有之,询问史实者亦有之,还有的传来评论文章,嘱我再评。

   沿着李时岳等前辈的指点之路,世佑对晚清政治革命领域的研究获得不俗的成果,《历史的误读》一书也多有体现。

  遗憾的是,对于历史剧,特别是长篇电视剧,平时我就很少看。因为无论电视剧编得怎么真,也不可能都真,作为史学研究者,一旦发现不真,职业的警觉性就容易冲淡文艺欣赏与娱乐的趣味性,就很难投入,所以尽量不看;加上精力有限,我常对20集以上的电视剧望而生畏,遑论59集之长。既然没看,就无法对电视剧本身作出比较系统的评论,只能根据我所认定的可靠史料,对某些颇有争议的提问给予回答。

   首先,他像李先生研究洋务运动那样,研究清末新政,指出“如果我们不是把‘革命’一词仅仅等同于暴力,乃至将‘革命’与改革对立起来,将‘革命’的荣誉始终留给从事暴力反抗的下层人民群众,而是用‘革命’一词适当慨括事物的质的变化乃至飞跃等现象,那么不仅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而且清皇朝被迫推行‘预备立宪’,被迫变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改革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色彩”[3]。

  综合有关信息之后,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一是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编导与演员把史学界至今尚存争议的近世人物与事件义无反顾地搬上银幕,我很敬佩他们的勇气,还有胆识,至少他们比我这样瞻前顾后的职业性史学研究者要勇敢得多;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帮我们就我国广大民众之于晚清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史学创新的承受能力做了一次最广泛、最有效的民意调查,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可以预计,广大民众对近世历史的了解与思考不会随着电视剧《走向共和》的谢幕而嘎然终止,他们对史学创新成果的兴趣与敏锐也将由此递增。

   进而,世佑研究清末“预备立宪”,把清末新政、立宪派及其和平请愿运动、革命派及其武装暴力斗争都纳入整体的视野,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幅复杂而又异常丰富的历史画卷。世佑说:“就历史的主体而言,改革与暴力革命无疑是水火不容的,但就存在于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而言,改革与暴力革命又往往是互补的。一方面,倘若缺乏‘新政’所提供的有关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那么,暴力反清运动就既要肤浅得多,也要困难得多。另一方面,倘若缺乏此起彼伏的暴力反清运动,那么,清皇朝的‘新政’也许就会更加敷衍塞责,更加显得缓慢。”[4]他还将梁启超、张謇等人所倡导、广大资本家所热衷参与的君主立宪运动纳入政治革命的范畴,而不是政治革命的敌对势力,令人耳目一新。[5]以往党派史学的排他与教条史学的机械,造成种种误区,使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在世佑眼里,“与其说辛亥革命主要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还不如说是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动,是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结合”。[6]这么一看,历史就显得真切了。至于辛亥革命的成败结局,连同民主自由、共和民国,始终牵动着国人的运命与神经,且伴随着知识分子的感慨与叹息。直至今日,世佑对此则以历史研究者的冷峻与洞察力告诉读者:“近代中国民权政治的到来,并非中国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积淀的必然产物,而是满族统治排汉与腐朽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满族统治者所赐。在建立民权政治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不完全具备时,中华民国的发育与发展就举步维艰了。”尽管如此,他肯定“许多革命志士以迎难而上的大无畏气概,在探索中前进,难能可贵”,指出“我们既没有理由高估百年来民权政治的成就,也没有理由无视辛亥革命的开启之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腿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和行动而准备着。遥望辛亥先贤的亡灵,我们理当感恩、自省和珍惜。民权建设毕竟不同于暴力革命,不能快刀斩乱麻,也不需要煽情,它需要理性和耐心,好事多磨”。[7]

  至于受众群体中出现的诸多分歧,既需要电视剧的编导们予以重视,也值得史学研究者三思。

   世佑的辨误求真还不是源于个人偏好的选择性,而是基于史料、逻辑与公理,全盘思考。例如,世佑对李时岳的“两种趋向”之说率先提出异议,“主张在他停止思维的地方继续思索朝前走”[8]。关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问题,世佑的商榷对象既包括提出“中下层”这个旧说的范文澜等前辈,也有论证此说最完整的本科恩师林增平,还有提出“资产阶级”新说的丁日初,而丁先生也恰恰是世佑既敬重又感恩的前辈史家。[9]世佑的用词与行文很有技巧,论据与论点都摆在那里,既清晰流畅又谦卑婉转,生怕伤害前辈,他不愧是文章高手。常见不少读者与同行称赞世佑的文笔,我看更重要的还是其文字背后的史识与心境。世佑是浙江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自发投票多次评出的“名师”,口碑甚佳,已有不少毕业生留恋他的授课口才,我看还不如关注其讲授内容的分量与深度。与吾辈中的大多数相比,他不属于数学不好才改学文科,他自己说过,是历史的误会让他学了历史专业。世佑研究到哪里,就把求真的脚步移到哪里,不为尊者讳言,他具备一个严谨史家的胸襟与素养。更重要的是,世佑具有史学工作者难能可贵的学术勇气,他忧国忧民、感时伤怀,致力于史学的经世致用,着力于思想引领历史前进的方向。

  

  

  二、史学成果难以直接转换成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一部历史剧要想获得成功,无论是半真半假地“戏说”,还是在真说中去细说,都离不开学术界的职业劳动成果,否则,“满纸荒唐言”,只能骗骗孩子。

   [1]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1).

  自从1978年理论界与学术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这样长期遭贬的历史事件,像李鸿章这样长期被骂为“卖国贼”的历史人物,史学界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与新的结论。例如,1980年春,我国史学界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就发表了李时岳先生的宏观性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其影响还超出了史坛,波及整个理论界,只是难以走向民众而已;1981年春,《人民日报》理论版还连续发表李时岳、姜铎等人关于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论文,尽管彼此的争论十分激烈,但许多历史的线索与真相越辩越明。为数更多的学者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以往那些对晚清统治阶级立足于批的史学评判是很偏颇的。不仅如此,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学术界对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史观的内涵、特点与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得失,也展开过前所未有的学术讨论。我也参加了其中的讨论,对有关情况比较清楚。

  

  尽管近20年来,史学界的研究已有明显的变化,史学的学术更新相对较快,但中学教科书改得较慢,高校、电大、函授、自学考试与干部培训中十分普及的公共性政治理论课《中国革命史》变得也慢。即便是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也显得有点滞后。中华书局1994年重版的全国高校的近代史教材《中国近代史》,被认为是至今最好和最新的近代史教材,但它也毕竟只是集体式的编写而成,编者内部的学术分歧也不小,加上教材本身就是力求 “定论”, 力求四平八稳,不求大胆创新,而且它距今已有9年。而这9年来的史学研究就像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现实社会一样,已经今非昔比了。

   [2]郭世佑.师者的价值与尊严——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宝成关教授70寿庆晚宴上的致辞.东方早报,2012.11.20.

  要想把某些创新性的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及时向社会大众普及,转换成社会价值,如今看来还颇有难度。由于封闭式的学术传统所致,许多严肃的学者一般不写通俗性的读物,史学作品都只写给同行专家看,与自我欣赏差不多,否则就容易被同行看轻,要改变这个传统还不太容易。再说,如今学者们的自由空间并不太多,风靡全国的工科管理模式比亚当•斯密捕捉的“看不见的手”还能干,许多单位每年都对学术研究者的严谨成果去填表打分,还有各种形式的评奖、课题申请等,而那些形俗质不俗的通俗读物要么不能作为学术成果去记分,要么同许多在两三夜之间就能编出一本的猎奇性史书一起算,使人望而生畏。其实,既要通俗、生动,又要准确、翔实的历史书籍比拼凑宫廷“秘闻”、“逸事”和雅、俗不一的人物传记要难得多,它对作者的要求也并不比撰写一般性的史学论著的要求低。

  

  我国许多读者都喜欢读西方史家写的书,包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大陆一版再版,好象只是他们的写法比我们的好,文字活泼、生动,其实,并非每一个学有所成的学专家都能写出这样的佳作。它既需要扎实的史学根底,取舍自如,更需要可以飞翔的思想,还有深入浅出的文笔,是文、史、哲三者的有机结合。4年前,我应《东南学术》之约,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曾经强调:“哲学的思辨与睿智,文学的灵气与优美,史学的真实与广博,这是三种不同的境界。要想达到其中的一种,都很不容易。……三个一相加大于三。”(参见郭世佑:《过渡中的驻足——我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如果能做到三者兼顾,打动读者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3][4][6][7][8]郭世佑.历史的误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75、78、90、114、220.

  我也曾异想天开地打算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写一部通俗的中国近代史,却犹豫至今;中华书局某编辑曾约我写一本具有自己风格的《梁启超传》,至今也没动笔。究其原因,一是怕写不好,二是担心投入太多,还不能作为研究成果去填表,不值得,就是没怎么去为读者考虑,想来也惭愧。《走向共和》的编导倒是借助于现代传媒的神力,以他们的学识与风格做了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这至少是值得庆幸的。我们固然应该坚守历史学的严谨,但不等于我们有资格去剥夺别人在娱乐中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权利。

  

  

   [5]陈铁健.出新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史学集刊,1999(1).

  三、革命史观的影响不可低估

  

  

   [9]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2(3)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与研究,应当解决一个前提性的认识问题,那就是:面对前所未有的西方强敌,近代前人的最佳出路究竟是什么?

  

  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人们过多地强调暴力反抗,应当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问题在于,如果不尽快提升反抗水准,不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路,即便是再彻底、再不妥协的反抗,也顶多是像号称“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将士那样战死沙场,反而遭来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之借口,比以往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更糟的《辛丑条约》便是最好的注脚。以往我们过多地夸大了义和团运动阻止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作用,既忽略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与互相牵制所起的作用,也忽略了《辛丑条约》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君不见,就在《辛丑条约》签定不久,留日学生就已发出警告:“无形之瓜分,胜似有形之瓜分”。连湘军老帅刘坤一在离开人世前也在哀叹:“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显然,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学习,还是讲授,还是研究,既需要爱国激情,更需要理性思考。感情可以出诗人,却难以出科学。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

  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史观,固然对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过较大的理论作用,也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武器,但它的某些片面性还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运用革命史观解释现代中国革命时,他的论点常常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政论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政治家与革命家最看重的是灵活求用,职业史家所看重的首先是冷静求真,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坚持用前者来指导后者,史学的求真就容易受到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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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史观的规范下,人们重革命、轻建设,重视人民阶级的暴力斗争、忽略或贬低晚清统治者的改革。对于暴力斗争,不管时间、地点、条件,革命的时间越长越好,手段越激烈越好,对外越主张打就越爱国,如果“妥协”求和,那就不行,就是卖国主义,强调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实,“妥协”是一个中性词,不是贬义词,“妥协”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必备的政治素质与心理素质,如果该妥协时不妥协,就像该斗争时不斗争一样,都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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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革命史观的制约,许多读者容易接受和保持战争年代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定势,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区分历史人物的影响还很大。虽然许多人已经知道“好人”、“坏人”之类分法很糟糕,但真要彻底改变,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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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无论是读者,还是学术界,对论点的兴趣明显多于对论据的兴趣,连许多基本的事实都没弄清楚,就随便下结论,轻事实判断,重定性分析与价值判断,这种现象值得克服。人们还喜欢对历史人物搞盖棺定论,追求简单化的褒或贬,容易流于空谈,或者轻信某些人云亦云却似是而非的所谓定论。一旦有人试图从史实出发,就某些所谓盖棺定论做出新的探索,就惊呼有人“翻案”,不得了,非围攻不可。

  君不见,当年李时岳先生在率先重新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时,就遭到过围攻式的批评,有的甚至还提出,在洋务运动研究领域也有“精神污染”,这个“污染”之源就是李时岳。及至1990年代中期,在李时岳逝世前后,还有人不想放过他。这就有点像巴金所说的,有的人自己不独立思考,还不允许别人独立思考。

  还在延安时期,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曾经对历史学家何干之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由于现实革命斗争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走职业史家之路,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毛泽东并不认为他就是专业性的近代史专家,并不认为他的某些史论就是不可移易的定论;

  二、假如他真能做一个专业性的史家,他就不能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任何阶级的功利主义同求真的职业要求是不容易统一的。

  近年来,我在为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的指导教材主编《中国近代简史》时,尽量结合我自己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尽量增加晚清统治者谋求改革与试图缩小中外差距的史实,适当总结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将革命与建设并重,只因篇幅有限,加之读者主要是学革命史过来的党政干部,不能把他们以前学的知识冲淡过多,增加他们的应考负担,其创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只能说我不想放过弥补革命史观之缺憾的一切机会。

  

  四、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理性提升

  

  至今为止,革命史观的影响还很大,从每年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的入学考试答题情况中就可见一斑。据我所知,总有那么一些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喜欢把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课程变成慷慨激昂的演讲课,甚至举行讲课比赛。为了渲染课堂气氛,总喜欢像说书杨家将一样,一味讴歌暴力反抗,贬低对外和谈,片面地歌颂那种“即使打不赢,也要咬一口”式的爱国主义,不大关注历史条件,不大考虑不同身份的近代历史人物都有爱国的权利,也会有各自不同的爱国表现。其实,在晚清历次对外战争中,既没有哪个督抚官员投降过侵略者,也没有哪个最高统治者蠢得要卖国,这应该是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事情,没必要通过制造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搞窝里斗,厚诬前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掌握晚清实权的慈禧太后、受命于朝廷的李鸿章等都是卖国的,那么,卖国对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有那么愚蠢吗?要知道,李鸿章、袁世凯之辈特别是慈禧太后这样的庙堂主宰如果真想卖国,那就比康有为、孙中山或广大民众去救国要方便和容易得多,这个破碎的“大清之国”早就被卖掉了,那还叫什么“半殖民地”呢?还有什么资格和必要作为主权国家,在谈判席上同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呢?

  在战与和的选择中,清朝最高统治者或当事人的考虑同一般民众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民众可以凭激情行事,统治者却需要冷静考虑,权衡利害。历史是如此,现实也未尝不是如此。当然,不是说晚清统治者就没有什么失误了,不是没有什么责任,我们需要的是根据角色分工的原则,衡量各色人物在对内、对外中的各类表现,区分得失,不是按“爱国”与“卖国”的标签划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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