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裁判有据但程序不当,既无胜者亦无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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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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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6月16日上午11时,“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法院一审结束。法院当庭宣判,邓玉娇行为属防卫过当,且邓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

  

  从报道介绍的案情来看,起诉书和法院最后认定的案情与公安机关第三次通报的内容基本相符:

  当我在天益网上读到“邓玉娇作出被免予刑事处罚”的一审判决(转载新华网),我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很想高兴但高兴不起来。我知道,在当下中国“讲政治”统领司法、法律和行政的情境,既然官方——准确地说是小官方即巴东县当局在案发最初发出了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的信号,不管以后案情案件怎样反复,最后落案(判决)必定保持这一“定性”的成色,官家的权威和形象从来都是第一位的,而且很难动摇,可是出现“邓玉娇被免予刑事处罚”的结果,说明充分掂量了沸腾民意的大官家压过了小官家,其决绝表态出现了微妙的转变(比以前后退),我应该为邓玉娇及邓家高兴,为他们祝福;然而,我不但注意到巴东县法院指认的的邓玉娇实施的反击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仍说明邓玉娇留着有罪的“尾巴”,注意到著名法学家马克昌配合判决对“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解释,注意到网友和一些律师“邓玉娇应判无罪”的观点,更注意到邓玉娇及家人对判决“表示满意”、邓正兰代替孙女应对记者的一番话语(如对死伤者家属“感到深深的愧疚和懊悔”、强调“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行为”、县委县政府、镇政府很关心,“准备帮她找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见南方都市报)。以家人现身说话而让此案谢幕,我的心又像被堵了什么,无法高兴了。

  2009年5月10日晚,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副主任黄德智等人,酒后到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梦幻城”玩乐。邓、黄等人欲去水疗区做“异性洗浴”。黄德智发现VIP5包房内正在洗衣的邓玉娇后,进入房间,向邓玉娇提出陪其洗浴的要求。邓玉娇称自己不是水疗区的服务员,并摆脱了黄的拉扯,拒绝了其要求。

  应该说,这不是如一些人欢呼的纯粹法制的胜利,而是司法程序后面某种利益博弈的结果。于是胜者不胜,败者不败。

  随后,邓玉娇离开VIP5包房。在走廊上,邓玉娇遇见了KTV区的服务员唐某,向唐讲客人将她误认为是水疗区的服务员之事,并与唐某一同进入服务员休息室。此时,休息室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正在看电视。

  当然我不是希望邓玉娇及家人对判决说“不”,也不是要他们亮出现代公民的法制精神以示继续捍卫正义,我也理解邓家只能这样说而不会那样说;而是在他们如是表态——精神状态的后面,我“看”即察觉到了此案在司法之外的某种“博弈”,以县级为基点的国民认知的一般状况,以及县级真实的司法环境,从而写出如上这一话题。

  黄德智紧跟邓玉娇进入休息室,对其进行辱骂。邓贵大闻声赶到休息室,得知邓玉娇拒绝为黄德智提供“陪浴”服务,便与黄德智一起对邓玉娇进行辱骂,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面部、肩部搧击。

  

  邓玉娇称有钱也不陪浴。经服务员罗某某劝解,邓玉娇欲离开休息室,被邓贵大拉回。此时,闻讯赶来的领班阮某某,对邓贵大、黄德智解释邓不是水疗区服务员,并让邓玉娇离开休息室。

  二

  邓玉娇欲再次离开,邓贵大又将其拉回并推倒在沙发上。邓玉娇站起来从随身斜跨的包中掏出一把水果刀藏于背后。邓贵大再次用力将邓玉娇推倒在沙发上。邓玉娇双脚朝邓贵大乱蹬,把邓贵大蹬开,并站起来。邓贵大再次扑向邓玉娇,邓玉娇持水果刀朝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的左颈部、左小臂、右胸部、右肩部四处受伤。黄德智上前阻拦,亦被邓玉娇刺伤右臂。邓贵大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案一审判决免除处罚恢复自由身

  

  邓玉娇发生后,网络上有些网民和少数学者把邓玉娇描述成为民除害的“巴东烈女”,认为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能否认,邓玉娇的致人死伤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是显然是防卫过当的。这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法律的规定。

  现在我再唠叨此案,显然是不合时宜,一是违背一些网民认为是依法办案的欢呼;二是违逆邓玉娇及家人的良好意愿;三是对官方的判决及法学权威的解释不恭敬;四是此案由案发到结案时间虽不太久,接近落幕,读者、观众(网民)亦遭“审美疲劳”的袭击(我认同笑蜀在《邓玉娇的幸运不是我们的幸运》的一些观点),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已分别认定如此判决中谁赢谁输(这也是国人判定事情结果的习惯性情感)者,都没有空手而归,至少某种心理得到了解补偿。因而,一纸法律判决的条文“盖棺定论”,别的一切已经不存在,或消失了,仿佛案情和生活就像“判决书”所示的那么简单。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但我还是要这样说,这是一次既无胜者亦无败者的判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虽然从法律角度,判决是中立的,不会着眼谁胜谁败,但还得经受民意的伦理评价,孰赢孰输为民众所关切。正义和公正是其生命线。此案应该有胜者,但在我看来,一是关心和呼吁不止的网上舆论(包括有良知的媒体和学人),它最终影响了核心媒体和最高法院(判决前暗示性的几次表态可证明),有效阻止了巴东县当局夹有“私心”把判决引向有利于自己(即把本县“家丑”的外扬压到最低程度)的方向发展,也就是阻止了邪恶(无视正义抵抗的任何势力和作为)对正义的吞噬;一是邓玉娇,在这一个多月巴东县主流媒体的狂轰滥炸中,她及家人与外界处在半隔绝状态,已认为自己“难逃大罪”,不料“柳暗花明”,胜利就在眼前。不过,她只是“只差一步”而且止于“这一步”的胜者,我权且以“次胜者”称之。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然而,在进入司法层面——法院判决中,铺天盖地的网上舆论只是隐性的存在,或叫不存在(类似60年代全国农村大饥荒,而不被主流媒体所理睬,不理睬就意味着不存在),所以胜者不胜,犹如一条船凭借汪汪荡荡的河流到达了彼岸,这河流算不上功臣。特别是邓家代表人物邓玉娇的爷爷,相对于邓玉娇,他是个自由人,更能知道强劲的舆论支持,可他对此“一言带过”,或有意回避,始终突出的是县里镇里领导的关心和照顾,所以胜者不胜。

  邓玉娇的行为是认定为完全的“正当防卫”还是具有防卫性质的防卫过当,关键要看在休息室中,邓玉娇被“邓贵大拉回”、两次被“推倒在沙发上”、“邓贵大再次扑向邓玉娇”而引起“邓玉娇持水果刀朝邓贵大刺击”这个时间内,邓贵大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邓贵大是要强奸或者想要进行“其他危及邓玉娇的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邓玉娇当然构成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或谓“无限防卫”)的情况,属于正当防卫。

  邓玉娇及家人一个多月的处境,总的势态是与外界隔离,这种隔离又可分为两种,一是自身因素,或叫生活习惯,由于文化背景、生活状况精神状况,地处中部受农村包围的巴东县,是不能与大城市相比,在电子时代他们仍呈现一种隔离状态,即使有的人会上网,平时也往往被网上娱乐化消遣化平面化所诱导,加上官方有意屏蔽那些有利于精神建设民主政治却不利于官方的精神信息,他们表面上开放其实还是处于半封闭之中,此种隔离案发前就大量存在;二是邓玉娇案发后,巴东县当局强化了封锁和隔离,当然他们也不是封锁隔离了之,而是一个硬手一个软手,软硬兼施,派出强大阵营的工作组分别做工作,威胁利诱要有尽有,不过县高层时时盯着上面“风向”而时时调整“工作”的内容和态度,让邓家“识数”即配合。其时邓家感受三方面的恐惧:一是官方,二是被隔离的邓玉娇吉凶未卜,三是死伤者家属及其势力的威吓。邓家被推上风口浪尖,诚惶诚恐接受县里训诫,当得知邓玉娇会获得意外的好结局,怎么会不感激不配合呢?由邓家人谨慎地接受记者采访,就可知道他们此前经历过县里和镇里权势的高压与洗脑;他们能够接受采访,是得到巴东县官方同意的,也是后者有意为之,让邓家的表态(现身说法)为其挽回或张扬巴东县面子。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邓贵大、黄德智的行为并不构成强奸罪。案发时,梦幻城领班、服务员多人在场,服务员休息室任何人可以出入,这使邓与黄两人要行强奸的说法过于勉强,违背常理;至于说当时邓与黄要行凶、杀人,既缺乏动机,也不符合当时的行为特征,因为如果邓与黄要致邓玉娇死伤,其动作理当更加激烈,而不是“拉回”、“推倒在沙发上”这些动作。

  在邓家所感受的“先紧后松”里,他们内心一定觉得可能有更好的结局(无罪释放),但他们满意法院的如此判决。不求最好但求其次,避害趋利,是基本的人心,就像一个没什么权势的百姓子弟,大学毕业照明规则他可以到某个最好的部门工作,而且相关部门也这样暗示了,但一夜之间他却被另一个有钱有权势背景的人替代了,这时相关部门肯定取“采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打各种比方,还开出以后提拔重用的药方,让他及他家心满意足,还发自内心对政府和领导表示衷心感谢呢。中国的政府被治下的人民惯出了脾气和威风,不管是不是政府的原因,也不管政府只是一种象征性姿态,政府每一举措都希望得到人民感激零涕的额手称颂,由此加固“父母官”形象。再举一个“县级”的例子,某个农家出身的名牌大学生,短短几年升为副县长、县长和书记,凭素质和水平,他可以到更高的领导位置,但由于背景不硬,他也不善“走动”,没有跟“中”人,因而老是原地踏步,这时他心里就有个自我安慰的平衡术:我一个农家子弟能做上县委书记就算祖宗有灵了。即使做上了市级领导的人在介绍经验时也会强调他如何满意县级位子(甚至更低的科级位子)。

  结合“得知邓玉娇拒绝为黄德智提供‘陪浴’服务,便与黄德智一起对邓玉娇进行辱骂,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面部、肩部搧击”这些明显的侮辱行为,我们可以看出,邓与黄两人是因“陪其洗浴”的要求被拒绝、扭曲的尊严受到损害而恼羞成怒,用推坐、辱骂、用钱搧击等行为肆意侮辱邓玉娇的人格,是侵害邓玉娇人格和身体的严重违法行为。邓玉娇持水果刀刺击侵害人致人死伤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哪有经法院判决的“胜者”念念不忘对政府千感谢万感谢呢?难道中国的法院不代表政府?所以邓玉娇(邓家)也不能算是个胜者。现在和往后,邓家都不敢以胜者自居而洋洋得意。要说一句安慰的话,属次胜者倒差不多。

  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这是根据其内心的故意内容来决定的,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心理的内容难以把握、存在争议的时候,根据有利被告的原则,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所以,实践中往往对于雇凶杀人,但是否要杀死这样的授意内容不清的,也定性为故意伤害)。所以,对邓玉娇的行为定性为故意伤害是适当的。但在“减轻”还是“免除”刑罚的选择上,考虑到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对其免除处罚,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对于一个才21岁,在服务行业见多识广的邓玉娇,又被隔离许久,从亲人们的规劝和安慰中她是能感觉自身和家里情境的恶劣的,尽管此时“水落石出”她对“自由状态”十分敏感而对判决表示满意,的确属于她的真心话,但是我相信,在日后不久(他的精神会继续成长),在内心还会觉得“不满意”,她完全可以登上人生更好的归宿(对世人骄傲地说“我是无罪的”——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树立自己的形象)。事实上,她心里现在就有“两个声音”(满意和不满意)打架。要是她是大都市的女子,她也许会把“不满意”说出来。而此时,她爷爷邓正兰正守护在身边,她知道爷爷的心意。爷爷举头投足浓厚地体现了“满意”的心理,而且代表了她的满意心理。在她面对记者停顿的当儿,爷爷立马接过了话题。

  说该案一审裁判“令人信服”,除了以上的理由外,还因为该案在事实问题上其实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邓玉娇本人、黄德智、还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和闻讯赶来的领班阮某某之间的证词可以互相印证。从邓玉娇可以与外界接触、与网友合影的情况来看,可以否认公安司法机关对其强制取证的可能。所以,本案不会形成所谓真相难求的“罗生门”情况。而在刑罚选择上,考虑到了被害人在本案起因上的的恶劣情节和邓玉娇的各种从轻情节,是公正、理性的选择。

  在走出隔离面对社会的此时,邓玉娇爷爷邓正兰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为她“把舵”,他对记者采访、外界的提问“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老人为孙女争取了在许多人看来最理想的结局。

  当然,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本案在程序上还存在问题:一是公安机关在通报中虽然提到“争吵中,休息室内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但对他们进去之前“休息室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正在看电视”的事实没有强调,表面上客观地平铺直叙,但恰恰容易导致公众的误解;二是在公安机关拘留邓玉娇期间(当时还没有变更成监视居住),邓玉娇与网友见面并合影。(5月16日,网民“屠夫”到达巴东县见到了邓玉娇的亲属。“屠夫”在博文中称,5月17日下午,“屠夫”陪同邓玉娇父母带着网友们的支持和鲜花到了优抚医院去探望邓玉娇,由于是周末主治医生没上班,后经过向副院长的同意,邓玉娇母亲如愿以偿的看到了多日不见的女儿。)如果属实,这显然不符合拘留的规定,世界各国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公安机关对网民的一味迁就,显然违法。三是在法院审理中,对于任何案件,法院应当预先公告审理日期和地点,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还应当用“抽签排序”的方式公平选择旁听人员。在公安机关如何公开信息、旁听人员如何选择的问题上,我国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有待立法上的完善。

  (我这样说已经偏离法律了;我正是想探究其后面的“社会存在”)。

  在邓玉娇一案诉讼过程中,公众有很多情绪化的表达,有些人对防卫过当构成犯罪过于敏感,担心司法机关因此而忽略邓贵大等人的违法行为而对邓玉娇的防卫性质考虑不够、处罚过重;有些则由于对官方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而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文学化的想象,这是长期以来司法不公正、司法不独立导致的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而这样的情境下,有些知名度较高的学者一味迎合某些激情看法,对邓玉娇案断章取义、随意解释,导致邓玉娇案件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快要变成剧本和散打评书了。但不管怎样,民众监督司法、批评司法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政府是可以被批评的,关键是如果你是位专业学者,最好批评得专业一点、批到点子上,这样,批评才更加有力。

  对这位老人的心态进行分析,就能够感觉邓家为什么“止于不胜”,也能对司法程序后面的利益博奕略知一二,我们也就大致了解大半中国“推进法制建设”、处理社会事件的真实境况。

  

  

  2009-6-16,重庆烈士墓。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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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2009年6月17日南方都市报的相关文章,邓正兰,曾在法院工作10余年,做过庭长,思维缜密,措辞严谨。就是说他大小是党的干部(副科),吃皇粮的,其潜台词就是,他必须听从巴东县委,努力实现领导意图,这也是他的工作经验,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所谓“端人碗受人管”是也)。他以前在职时也一定听从领导的旨意,做过不少顺应官方意愿的判决或调解,现在“革命革到他头上”,他心里虽有看法,能不谨慎?何况现在他的最大心愿就是让孙女有最好的结局(判决),他能不谨慎?于是不能乱说话,不能乱表态(尤其是对外面的陌生人)。所以,当记者问他“网络、民意对案件是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对此回避,而是强调“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做到了全面收集证据”,强调“(检察机关)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了依据客观情节对我孙女从宽处理,给予她出路,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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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才明白,只有他才是当地党政通向邓玉娇的有效桥梁。他能够使案件趋于激化,也能够让案件直接受控于县当局。县领导肯定专门找过他,以“讲政治”的高度要求他为巴东县委分忧。他当然明白如果不听从当地党政(所谓强龙扭不过地头蛇),仅死伤者家属的怨气和社会恶势力就会让孙女和邓家遇到无尽的麻烦,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对死伤者家属“感到深深的愧疚和懊悔”。确实,死者不该死,伤者不该伤,“凶犯”不该隔离,但死伤、隔离发生了,谁之罪?为什么会发生这悲剧一幕?这才是案件的社会意义所在。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邓正兰其实说出了对县里“异性娱乐”“色情消费”一类举措的看法,也说明他对这类场所在巴东县兴旺的若干内幕有所了解。他对记者说:孙女病治愈以后,“绝不再让她去那种‘下三烂’的地方”,他把孙女去这样的地方谋生看作“是个教训”。一般来说,现代社会“洗头”“按摩”跟“下三烂”不能划等号,但在中国的环境,民众普遍地把这类场所看作“下三烂”,这就表明它们有着“挂羊头卖狗肉”的胺脏内幕。我们喊了多年的“思想解放”,黄赌毒泛滥就是最明显的成效,它能够拉动消费呢。相当数量的官员在台上做“思想解放”的报告其实是一场场“官场秀”。这也是像他这样大量干职工在“异性娱乐”“色情消费”现象面前保持沉默的一个反省。注意,他是在记者采访行将结束时说这些话的,说明他实在憋不住了。不过他很快又强调党政的恩惠:孙女的工作,“县委县政府、镇委镇政府也很关心,准备帮她找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目前也还在考虑中。”这里老人说得有理有情有节。

  老人无意中亮出了他与县里博奕的一张底牌。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他这个年纪,撞上于己有切肉切心之疼的事,说怕也不怕,不怕也怕,他与县里有过博奕,谈过交换条件。这就是很有份量的交换条件。邓正兰并无奢望,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替孙女着想。相关领导准口但还得看他关键时刻的“表现”,即如何应对外界,包括判决前判决后,没有跟县里“添乱”,才会扔这个“桃子”给邓家。不仅不判刑,还能安排工作,对邓家来说,如同太阳从西边出,想也不敢想啊,还能不配合么?

  所以,他按巴东县官方的意愿,解释了解聘开始委托的律师的原因。

  所以,当记者问邓玉娇“今天的结果,想到了吗?”邓玉娇沉默片刻(“愁容散去”的她此时可能想说:我是被逼的,无罪的)说:有点出乎意料。当记者准备接着问下去,邓正兰插话:她一个孩子,法律方面又不懂,根本没想过什么结果。他提示:孙女上午刚开完庭,很累,情绪也不很稳定,提问由他来回答。这跟“21岁的邓玉娇(特意换上一件平日喜欢的短袖夹克让记者拍照)从容地坐在记者对面”多么不相吻合。这说明邓正兰特意留在孙女身边,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因为他肩负县里交待的政治任务,也肩负孙女的前程!为此,他代表邓家说,“对结果是满意的,也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说:“……刺死这一人,给他本人和他家人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和损失,在这方面,我们全家也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和懊悔。”他完全是从邓家(包括邓玉娇)日后的生活安顺考虑的,当然也表现一个年老基层法官的某种心计和情怀。

  这也说明当地有一股怨恨邓家的情绪和势力,说明在金钱与权力合流之下,当地已把嫖娼嫖处(女)正常化了,众多弱势女子由不从到相从,身不由己卷入这污泥浊水之中,而邓玉娇却是个例外,违反了劣币淘汰良币的中国行情。(我还相多说两句:邓玉娇反抗性格和精神的一个来源,正是来自爷爷邓正兰的职务和声望,而邓贵大们却置若罔闻,只有自食其果。仅仅把她视为以贞洁为生命的中国传统烈女是不准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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