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职员和工人的历史职分与私家素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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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MISSIONS AND PERSONAL QUALITY OFTEACHERS

曹锦清 (进入专栏)  

高校教师的历史使命与个人素质

何其多

( 650221  15587001819  3085471585@qq.com )

[摘要]  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而教学质量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即是教师问题。本文从近若干年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观察和体验出发,对教师在人类文明化进程中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及其为完成这一使命应当具备的人格素养和专业素质提出一些看法,旨在为教师执业标准建设提供一种理论探索。

[关 键 词]  历史使命  人格素养  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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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提供公共物品的教育制度与作为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场制度之间存在着互不相容的矛盾。因此,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然给教育提出严峻的挑战:市场体系中形成的金钱观念和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极大的冲击。并且,业已过去的三十余年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也表明,市场对教师素质、学生素质和教学质量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从对教学质量形成影响的直接原因方面看,教师素质和学生素质是这种原因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仅就教师方面而言,教师制度、教师对其使命的认识及其素质对教学质量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教师制度问题虽然是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但本文并不准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建立在对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所存在的普遍教学质量下降及其教师对这一问题所形成的负面影响的实际观察的基础上,对教师的历史使命和个人素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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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种塑造人类灵魂、倡导社会理想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职业团队,教师的基本历史使命在于:传道、授业和解惑(唐,韩愈)。传道乃传播思想、社会理想和崇高信仰,以改造人类社会的愚昧无知和落后的思想和观念,这是促进人类文明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途径,是任何时代的教师均无权放弃的一项历史和社会赋予的基本的、神圣的使命。授业是教师所从事的知识传授,这种知识传授不仅包括教师对知识(科学、经验、艺术和技能的理论及其应用)的创造、传播和更新,还包括对知识的鉴别、修正和发展。解惑是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的解释和阐述,其内容广泛地包括关于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问题、社会理想和社会进步问题、自然或社会现象及其问题、知识学习及其技巧问题等。

从教师的历史使命可见,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一种事业。或者说,教师首先是一种事业,其次才是一种职业。这种性质体现了人类社会中精英存在方式的“以发展求生存”的逻辑,而不是一般社会成员的“先生存后发展”的逻辑。显然,教师与一般职业者的这种区分决定了教师不是一般职业者那样的生存型人,而是一种发展型人。由此,社会无论是以强制性方式还是以自发性方式安排的教育制度,都应当能够让那些具备不必为其生存担忧的社会精英进入教师阶层,而不是让那些整日为其生存操劳的人来从事他们本无法胜任的思想传播和教书育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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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教师的个人素质

那么,有资格进入教师阶层的那些作为社会精英的发展型人应当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质?既然,大学生是一个社会的精英【1】。显然,作为培养社会精英的高校教师则应当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

笔者认为,高校教师的基本素质应当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一是终极关怀精神:即教师应当能够站在一个全民族、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高度【2】观察和思考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关注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方面,真正脱离低级气味、庸俗观念和普通人的物欲,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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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高尚的人格:作为社会道德和文化精神的师范,教师的人格形象和人格力量在每一个即使是相当小的行为细节方面都会对学生和社会【3】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维护正义,坚持真理,不阿谀奉承,不投机钻营,不屈从于权力和利益者,乃为高尚之品格。此种人格,不但为学生之楷模、社会之榜样,而且是倡导社会正气的先驱、体现民族精神的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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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完美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个人品性:道德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灵魂,而且是民族的灵魂,是基于人内在心守的行为准则。作为训导社会精英的教师缺乏道德修养显然无法使人在社会中一代代地变化,更不能想象在缺乏道德修养的教师教育下的民族的未来。在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被毁灭并被新学者东施效颦,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的美德遗产也不再是社会的财富,而仅仅成为少数社会精英的一种生活方式;教学腐败、学术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政治腐败乃至一般人的生活腐败也成为世人司空见惯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现象;法律也在道德的沦丧中蜕变为维护当权者利益的工具,整个经济体系也在失去其道德和法律基础的空间中为物质和人的欲望运转;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完全陷入混乱的境地。当今社会中道德普遍沦丧的教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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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杰出的天赋和才华:来自于自然赋予的天赋和后天培养的才华是大学教师的基本素质。我们无法承认“人的天赋是相同的”论断,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智力不全(例如记忆力、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不全)的人如何胜任传道、授业和解惑之任务。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记忆力不全、思维混乱或者口吃的教师是怎样耽误年青人的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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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渊博的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授职能,二是研究职能。传授职能是教师在其职业和事业活动中发挥的传授思想、知识和技能的作用。显然,无论是思想传播,还是知识和技能传授都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否则,思想传播或知识传授都将是一句空话。我们不难想象,一个没有创造性思想(或阐述他人思想)或理论基础的教师如何能够引导学生走进知识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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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原创性研究能力:如前所述,开展科学研究是教师的另一大职能。因此,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也即非常自然地成为教师应当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只有在具备了相当的研究能力的条件下,才可能从教师自身方面避免剽窃学术成果等学术腐败的现象出现。也只有在形成一个具备高水平研究能力的教师群体的社会中,科学和思想的发展才是可能的。正是建立在一种能够有效地激励和培养人们的研究能力的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西方世界才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兴起,并能够成功地保持其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而东方文明在近百年来的的衰落也正是在这一个近百年的时间里缺乏具备相当研究能力的教师队伍的支撑。

教师不仅是一个传播思想和知识的群体,更为重要的是,教师是一个生产思想和知识的群体。它不仅是民族力和国力的体现和原动力,而且是整个人类战胜自然和完善人类自身的体现和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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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出色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思辨能力既是研究素质的标准,同时也是传授思想和知识的标准,而表达能力则是传播思想和知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不善于进行逻辑推理的教师和一个不善于思辩的教师,和一个思维混乱、表达不清甚至有口吃问题的弱智站在讲台上不知所云一样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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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高校教师在整个高校职能履行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是组织高校之间教学竞争和科研竞争的核心力量。在高校品牌建设中,教学品牌和科研品牌的树立依赖于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前提则是对教师基本任务的确定以及教师素质的界定。只有从历史高度认识和明确高校教师的基本任务才符合“教育为千秋大业”的思想,只有从历史的高度界定高校教师的素质才能体现“教育兴邦”的理念。教师的历史使命在于传道、授业和解惑。而教师的基本素质则广泛地包括道德素养、历史责任感、专业修养、表达能力等方面,缺乏道德、没有责任感、低能和弱智都是完全无法符合教师素质要求的。从中国目前高校教学和科研质量整体性下降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过多不符合教师素质的“盲流”混进了教师队伍。因此,治校就是治教。按照“师德、责任心和能力”三大素质标准严格整顿教师队伍是解决目前中国教学腐败和学术腐败问题的一个主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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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从理论上看,大学生毕业以后将成为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一员。但知识分子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但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培养的大学生却是有文凭没有文化和有技术没有知识的技术分子(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包括大学教师中的相当一部分连技术分子都算不上)。因此,中国当代的大学培养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十分狭隘的技术分子。

【2】、作为培养社会精英的高校教师必须脱离仅仅从个人利益作为其行事的出发点的人生价值,从全人类、全社会的高度思考问题并以此为行事原则。

【3】、主要是通过教师的行为影响学生而间接地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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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其多,本名何建明,字君侯,法名慧空,号三川居士,副教授,7岁起随伯父学习书法,初学颜、柳、欧,后习二王、怀素、张旭诸家,坚持不懈数十年,楷、形、隶、篆、草各体皆能,自创篆隶(何体),在篆书、隶书、楷书方面皆有创新,草书在二王基础上亦有发展。在《鉴宝》、《中国收藏》等杂志发表作品和文章五十余篇,与国画大师黄永玉和油画大师勒尚谊合著《大家墨宝》,独立出版学术著作五部。现为自由职业者,以卖字画继续坚持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社会制度设计理论、国学等方面的研究,坚持不懈地探索人类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制度设计问题。

电话(微信):15587001819

修改: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五下午9时4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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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纵横》编辑部来沪约稿,嘱我撰文,限时定题:“精英与社会责任”。关于经济精英——这主要指的是随市场和私有化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应否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已有较广泛的讨论。一些能思会写的企业家在要求社会“赫免”第一桶金的“原罪”时,愿将他们已拥有的财富视为社会的一种委托。企业家不仅有义务依法纳税,提供就业,且对各种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这种责任通过慈善捐助而扩及各类“弱势群体”。当然宣言不等于实践,不过,有此宣言总比没有好。只有当上述宣言多少付诸实践才能使迅速积累起来的私人财富获得“赫免”证书,也才有可能获得大众对财富的尊重。至少会弱化普遍的怨恨。至于执掌公共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恐怕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能否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以便将普遍的腐败与不负责任的渎职行为降到民众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总之,与手执大权的政治精英们谈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似乎并无多大意义。余下可谈的便是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了。

  

  为什么知识精英未能承担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使命?

  

  知识精英,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在于创造与传承知识。在庞大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首先实践着,感受着,当然也思考着,谋划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社会或说实践中的民族,需要从那些能思的头脑中分离一部分头脑来执行为“社会”或“民族”而思考的重任。故而思想的最高任务,或说知识精英(或说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责在于“用思想来守护民族”。稍具体一点说,知识精英承担两项重大使命:一是用概念(理论)去切近或理解(认识)当下展开着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批判性地揭示民族前进中遭遇到的真实问题与困境。简言之:认识世界。二是在纷乱的个别意识中去寻找并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尤其是核心价值共识的形成。因为说到底,社会共识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与维系的最终基础。我说“用思想守护民族”是知识精英的最高使命,意指“思想”当然还执行着其他一些职能。任何“思想”总在一切能思的个别头脑中发生。其间呈现出极其纷杂多样的内容。我将那些始终坚定不渝地指向社会整体生活状态或说民族命运的思想称为“纯思”。这些被民族(或说天意)召唤来为理解自身且卓有成效者称为思者或说“思想家”。我将那些主要把思者的思想整理为各种“概论”并加以传播者,称之为“教授”。我将那些在各种经验的专门领域有所创见的人,称之为“专家”。严格说来,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主要由上述三类人物组成。故凡在职业分类中被归入知识精英而不能或不愿承担其责者,只能称之为“误入歧途”者。

  如我们承认上述说法,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大量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与更大量的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再观察一下被归入知识精英(或知识分子)的人们的日常行为,或能粗略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代思想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本该由其执行的使命。相反,大量能思的头脑在“告别崇高”与“告别宏大叙事”的口号下,纷纷从民族整体返回到自身,从民族整体运动的历史叙事返回到自我当下。从指向民族——历史的纯思返回到工具理性,并要求理性较多地执行个体名利谋划的职能。“文章”开始告别“道德”而成为谋取名利的单纯的工具。于是“官八股”和“洋八股”充塞于世,一代文风因失其“精气神”而衰败。这恰恰发生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持续提高的民族崛起时。为什么在民族物质力量崛起的过程中,“思想”却没有承担起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使命,能思的头脑拒绝接受民族的召唤而忙碌于切己的谋划?对这一“时代精神现象”首先要作一番分析。先从“时代精神”的聚散合分现象说起。

  严格一点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真正起点是1982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并全面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要害在于一个“分”。伴随此“分”而来的一系列“分化”——从所谓的产权分化(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开,到化公为私),贫富分化,阶层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直到所谓的“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等等——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分”或说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获得个体行为自由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现象。与“分”相应的是“合”,所谓“合”,即被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合”成一整块钢筋水泥。孙中山指出“合”的目标但没有找到“合”的方法与手段。真正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在各自的“单位”内,且一切单位隶属于国家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合成一个整体”所设定的近期目标:一是为了消灭阶级,实现分配平等。二是为快速推进工业化,为追赶发达国家提供“原始积累”。这样,为了整体的民族目标,要求一切个体放弃自由。事实上,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一直指向民族的解放与复兴。这也解释了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最高诉求的自由主义只能成为少数留洋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言谈。然而,经历文革十年的折腾,整体给一切个体设定的生活意义与未来目标,与千百万新一代人的实际生活体验发生日益明显的冲突。文革后期,一股希望从整体对个体过度压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思潮开始形成并日趋发展。的确,没有个人利益在其内的整体利益,注定因其虚幻而被抛弃。正是这股强大的思潮推动着由“合”向“分”的时代转换。邓小平执行了这一时代转换的使命:“废除公社单位体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顺应了时代潮流。

  进而言之,时代精神的聚散也与社会状态的治乱密切相关。乱而聚,治而散,或也是其常态。借用道教中的“精气神”一说来指喻“乱聚,治散”现象,虽有点玄,但也妥帖。“化精为气,化气为神”,在道教中本指个人修炼逐级上升的境界。我将其用来比附社会现象。“精”在此指物欲,或一个社会一般民众基本的物质生活要求。当一个民族长期处于动乱状态,整个社会阶层的基本物欲得不到满足,绝大部分努力都遭到失败,此一时代被外部世界阻挡的物欲便向内化积为“气”。“气”在此指积压于内心弥漫于社会的焦虑、苦闷、无奈、怨恨与希望之社会情绪之总称。此“气”的积累便会在那些生命感悟能力特强,且能思的头脑中提炼为“神”。“神”在此指思想或精神,或意识形态。其中最有召唤力的思想家和宗教家很有可能被信众视为在世的神或神的化身。看看什么中外诸“神”涌现的时代,全都出现在长期动乱与艰难的时代。被后世的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思想史上最为丰收的时代都是以民众苦难为代价的。佛所谓烦恼即菩提:净洁的莲花下一定是肥沃的污泥。当社会由乱向治的转换,我们便发现时代精神沿着相反的路向逐渐下行:“化神为气,化气为精”。人们纷纷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当下的世俗生活。能思的心灵忙于谋划自身的利益,努力改善自家的物质生活条件,处心积虑于社会地位高低的竟比。如果此前被人们信奉的“神”想使偷食各种禁果的人们重新返回崇高,根据尼采的说法,众人一定会秘密联合起来将“神”杀死。中国人比较厚道,只是将“神”请下“祭坛”,让他还原为“人”。至于是“大人”还是“小人”,世人至今纷争不息。

  其次,思想之所以拒绝民族的召唤,更与市场竞争的快速且广泛的开展密不可分。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史上,商品生产一直是农业自给经济的重要补充。在某些历史时期,商品交换曾达到极高的程度。但经济学家界定的市场经济——连亿万承包制小农经济也概无例外地为买而卖地生产——确确实实是三千年文明史的头一遭。我们原以为市场经济只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政治家想用此手段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服务,自由主义想用随市场化而来的私有制为他的心目中的民主目标服务。直到90年代中晚期,我们才猛然惊觉,市场经济与竞争一旦展开,便执行起它自身的两大目标:一是高度简化人们的行为动机,这是它的伦理目标;二是按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重新划分社会地位的高低,这是它的社会分工目标。

  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原来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否则,古往今来的哲人们也不会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了。但哲人们无法解释的复杂动机却被市场竞争的现实很快地加以简化,变得极易理解。经济学家将被市场竞争而简化的动机概括在“经济人”这个范畴里。他们将经济学的全部推理建立在“经济人”基础上。“经济人”有三个规定:一是个人主义,所谓“社会整体”只不过是实实在在的单个人的集合名词而已。奇怪,明明是由日益加细的社会分工与交换将曾一度因经济自给而相对独立的家庭组织在一个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经济—社会的共同体内,然而“经济人”的全部市场竞争体验却让他意识到“我”的真实存在:他人只是我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二是理性主义。“理性”原来指与天理相贯通的良知,是社会共识与规范的内化,但“经济人”指定给理性的只有一种用途:计算个人利益的得失;三是利己主义,即所谓“个人效用最大化”。效用的外化,即是“利润最大化”,效用的内化仅指个人肉体各种感觉器官的舒适度。于是感觉主义通过享乐主义而无可阻挡地滑向纵欲主义。这样,市场经济连同为其论证的现代学说,将被宗教或“社会”约束的个人从群体中拖拉出来,将被传统道德禁约的“物欲”指升为“人性”,并指定它作为推动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市场竞争迫使人人为自己,那么谁来关注社会整体与民族的未来利益呢?经济学家说:“放心,市场经济内在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将纷争的私人利益调整到社会和谐。当然,这次他们在说梦话。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陷入集体胡说呢?尽管如此,市场经济确实将人类的多重规定(生物人、经济人、伦理人、宗教人等等)强行简化为单纯的动机: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动机”摆脱了道德的禁束,余下的逐利手段只得交付法律来裁断了,即老子所说的“失德后有法”了。如果“整体”(社会与民族)及其历史与未来在各自逐利的个人意识中消失,那么,即令放弃追逐名利的头脑依然存在,那么能思的心灵指向何处呢?

  私人财富执行着社会地位排序功能,中国古人或许早已发现了,否则历代儒家为什么频频发出重农抑商的指令呢?抑商的重要社会目标是防止商业财富对“道德——知识——权力”确定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以社会平等为价值诉求的计划经济时代,依然存在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但划分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权力的有无与多寡。所谓社会转型,其实质是划分社会地位的原则与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单一的政治标准,向以财富为主导的多元标准转移。社会学家按照权力、财富和知识三大标准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但其中最强大的标准是私人财富。权力和知识若不能或多或少地向私人财富转换,便无法在全新的社会秩序中取得自信。权力的腐败屡禁不止,根源或在于此。“文章”脱离“道德”而直指名利,原因或也在于此。知识精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频频发动对权力腐败的声讨,甚至要求用选举民主来更替一党执政。然而反观自身,尤其是对自身动机系统有所自觉的话,他们往往会因此而沉默下来。至于经济精英们,用“都是人嘛”一句话,在宽容自己实际行为的同时,也顺便宽容了以权谋私的种种罪恶。

  市场竞争,将一切人从他们的各自所属的群体或单位集体中驱逐出来:前有发家致富的诱惑,后有破产沉沦的恐惧。一切摆脱了单位集体约束而获得自由,同时失去安全保护的人们,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私人财富的竞逐之中。于是,一个曾经相对扁平的社会仅在一代人之间演变成尖锐高耸的金字塔型社会。那些爬升至顶层的幸运者谓之“精英”,那些在底层挣扎者谓之“弱势群体”,那些介于两端之间者谓之“中间阶层”。值此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时期,那些执行思想的头脑也只能暂时搁置本该由他们承担的使命而忙碌于寻找并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

  

  相反的力量正在形成,将推动“思想”执行它的使命

  

  如前所述,社会由“合”转“分”。时代精神由“聚”转“散”。人们急切地从“整体”返回到个体。从“宏大的叙事”中返回切己的当下,从“理想”返回到感官的享受。曾被“理想”禁止的“低级趣味”,如今成了人们追求的娱乐与盛宴。然而,一切能思的心灵决不会长久地驻留于此。有两股力量推动思想重新执行被它暂时搁置的使命。

  一是随着市场化向一切领域快速推进的同时,一定会激起“社会”本身的自我保护运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确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市场摧毁了一切内部互助的各种群体,使一切人成为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独立的个人。这些个人之间的最主要关系不再是互助与信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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